【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及大学教育？无论是大学校门开放之争，还是大学“高中化”之疑，抑或文理科专业之问，再次将这些最基础的问题放到舆论旋涡。

就在差不多时间，某大学一纸加强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在互联网掀起不少争议，也为高等教育、研究生培养等问题扔下一枚重磅弹。在此摘录其中部分条例：

·不断提高直博生、硕博连读生比例，控制非全日制招生规模，加强导师遴选上岗动态管理。

·各培养单位的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首次通过率不得高于90%，其中，优秀率不得高于20%。

·其他强化过程管理的措施。

·开题报告与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少于18个月。

·学生毕业需经5位外审专家盲审，其中有2位专家打分在“合格”或以下即延期半年毕业。

·其他强化出口管理的措施。

·以上新出台的管理措施对未进行的培养阶段立即生效。

经过数天发酵，这份通知引发了以教育圈为主的舆论关注，激起不少博士生的网络“吐槽”热情。

很显然，上述新政对尚未毕业的学生不太友好。例如，博士生只上一学期的课程，其他时间要么跟着老师做实验，要么在实验室自学相关内容。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的存在本来就合理性不足，现在要通过这样一个考试，考察不同知识背景的博士生，至少还要拦截其中的10%，招致反对丝毫不令人意外。

而且，某大学的博士生学制为3年，一般在预计毕业时间前12个月完成开题答辩汇报；现将开题与论文答辩时间间隔改到18个月，必然意味着相当数量的学生将因此延毕6个月。

专家盲审原本在概率上并无问题，盖因盲审的优秀率通常规定在10%~20%,及格率原则上是10%，遇上严格的盲审专家可能会高于这个数字，没有不及格率的要求。有的盲审专家也会向管理部门反映，表示自己抽到的文章质量均较高，无法给出及格评价，而管理部门通常也会尊重专家意见。

但问题是，专家盲审对冷门研究并不友好，对于熟悉的研究哪怕文本条理混乱、晦涩难懂，专家也能很快看懂，并因此产生研究内容明确、重点突出的错觉。而针对不熟悉的研究则很难读懂，对其研究价值和工作量等产生误解，进而影响打分。

近年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是教育机关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但诸多措施都将重心放在通过严格过关以调动学生和学校的积极性，造成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负面影响，被学生认为“只会苦苦相逼弱势群体”，最终也并未明显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博士生为何感到委屈

实事求是地讲，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群体中确实存在学习积极性不足的情况，用他们自己的“黑话”来说：“不逼自己一把，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然而，现实中，培养质量并不是只要不断提高毕业要求“逼”学生一把就能实现的，就像给死刑犯免除一死，并不能让他们踢赢世界杯一样。我们不能唯意志论的无限拔高人的潜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生们确实有委屈的理由。

在过去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研究生的培养力度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1983年5月27日，新中国第一批自主培养的博士正式毕业。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首批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除一名工学博士冯玉琳在美国访问之外，其余17位博士和导师一起得到时任国家领导接见并合影留念。

新中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博士

他们的导师基本都是院士，例如10001号博士学位证书获得者马中骐的导师是1955年就当选院士的胡宁教授；年龄均在30岁以上，其中年龄最大的黄朝商是44岁，本身科研积累就非常丰厚；最后，基本都由多位院士进行学术把关，其平均水平之高可谓空前绝后。

当时，社会的礼赞和关注不输古代的进士及第。《人民日报》不惜篇幅，一一介绍了这18位博士生的导师、专业和基本情况，很多地方媒体还对本地大学毕业的博士生进行对话。

根据《北京日报》的对话，当时有国家领导人有提出疑问：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笃定地回答道：“可以达到国际水平”。

就事后来看，谷超豪院士的话还是保守了，至少这样的师资水平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哪怕在1990年代的重点大学里，一个学习出挑的本科生得到院士的关怀，在最后一学年获得每两周与院士当面交流两小时的机会，也是比较正常的。

同样的惯常举措还包括，如这类学生会被院士委托给一位甚至两位教学经验较为丰富的老师进行硕士阶段的培养；在硕士阶段表现突出的，在博士阶段成为院士的弟子也不是梦。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研究生可以成为院士的弟子，拥有很多当面向院士请教的机会。龙芯总裁胡伟武就是这样回忆中国计算机先行者夏培肃院士对自己的培养：“我的博士论文，夏先生她花了8个月，改了26稿”，“是夏先生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如何做学问”。

夏培肃和研究生胡伟武讨论问题

不过，从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彻底改变了多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培养格局。1998年招收博士生1.47万人，2004年这一数字达到5.33万人，2009年更高达6.19万人。博士生的扩招人数又远不及硕士生，目前在相当多的课题组已经是一个教授面对两位数的学生了。

除了师生比发生深刻改变，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教师角色多元化、青年教师选拔机制改变以及教师社会责任增加，这对研究生的培养也产生了剧烈冲击，甚至造成师生之间、生校之间的日益对立。不少学生认为导师既想维持过去的“学徒模式”，又不愿像上世纪90年代的老师那样指导自己。这成了矛盾对立的主要原因。

但客观来说，目前对于大部分师生而言，很难做到每个硕士生每两周获得导师2小时左右的单独指导，也很难保证每个博士生每周获得导师2小时左右的单独指导。即使通过行政命令来达到这一教学指标，这种指导也很难称得上有效指导。

因为在现行的培养模式以及青年教师选拔机制下，博士生想要尽快成为拥有编制的教职，势必要选择前置研究较多、课题组积累丰富的课题。一旦拿到编制后，又想要冲击“千人”、“长江”甚至院士等学术头衔，前面的研究就显得过于常规了。为了有效开辟新方向，通常是一个学生一个方向，然后导师本人又是另一个方向。

此时，导师实际上对任何一个方向都没有过深了解，大多是靠过去研究的一般经验进行指导。雪上加霜的是，如果导师从博士生毕业到副教授，没有经过师资博士后的阶段，而是完全科研型的讲师，那么导师实际上不会有多少和学生面对面深入交流的机会，甚至社会经验也显得局促，这种情况对带好学生更是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