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即使在美国留学多年，像我这样的外国学生反而很难真正接触到小红书上那些被学贷锁死在奴隶合同里、一天打三份工外加卖血还贷的美国人，只有这些二手长衫才能提醒我它们的存在。我组里的一个美国白人男生开着克尔维特跑车，另一个拿着美军的奖学金，一个白人女生家里在南美有生意，都不差钱，很长一段时间里（直到一个黑人学生可能靠DEI优惠加入前）我都是全组最穷的那一个。

其实我也大概明白，我读书的地方也勉强算一所美国的名校，美国的体制下，穷人家的优秀孩子除非优秀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多数还是高中和社区大学的命，我在这儿就注定掉进了美国的幸存者偏差里。

与此同时，什么也不会的人，选课、到点、父亲向校方捐一笔钱，也能顺利披上这一身学位服，被盖上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认证章。

就像新西兰作家、翻译家路易·艾黎的作品《不快乐的官员》所写的那样：

“从不厌倦学习，读书直到他看不见；

拿着他的笔，直到手指痛苦不堪；

十次坐在考场上，直到他终于过了线；

成功太晚了。如今做了重要的官，

他却已灰白了头，再没有欢乐的童年。

当他年轻时，度过的日子都贫贱；

如今年迈又生病，还能用什么名和钱。

住在那伟大的漆门后，

是个年轻人，母亲奶汁的味还在他的口中含；

不用太多看，软滑的皮肤像姑娘，还有那英俊的脸。

战士的制服他从不曾穿，二十岁得到了父亲的地位和钱；

当春天到来时，他总是出去玩：

穿着那柔软的皮大衣，骑着精致的马，

把早晨花费在赌徒和酒鬼前；

晚上去唱歌厅，睡在一群姑娘间。

他花掉他的钱，去付酒账单；

用那些剩下的，把美丽的女孩来挑选。

除去那喝酒、唱歌、与狗和马出门去打猎，

几乎不存有他懂的东西在世间……”

“在那小山上，野草长在伟大的松树下；

两种生活的东西，一个自甘低，一个向上卷。

从古老的时代起，它一直是这样的道路；

知道这悲哀的人里，你并不孤单。”

年轻时穿着宾大学士服的唐纳德·J·特朗普（右）和他的地产老板父亲

山苗与涧松，地势随高卑。古来无奈何，非君独伤悲。

我在美国这几年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亲眼看到、亲身了解，如果名校屈服于资本的淫威，把这一身黑色长衫滥发给不学无术、半道转学上来的富裕家族纨绔子，让他顶着自己校友的名声招摇撞骗，几十年后会给一个伟大的国家带来多么深远而广泛的灾难。

至于我自己，这样家庭出身不上不下、既不至于买不起卫生巾或死于战火，也没有家族企业可继承的孩子，在毕业典礼的焰火与欢笑消散时，终究要自问，离开美国、回到故乡的我，是否真正获得了长进？花了这么多父母的钱投入了自己青春，带回的，除了那些“跨越国界的每一个相遇”和这一身洋长衫，还可有别的东西：可有合格的、回国后在内卷环境中经得起考验的微积分与回归分析知识？可有一双穿透风雷激荡的五洲四海，看见广大世界上不公贫困和苦难的眼？可还保留着许多年前星星火炬旗下入队誓词的本心？

当黑色长衫上聚集的那些不源于我自己的羡慕与景仰随着国家发展观念变迁逐渐褪去时，我所获得的智慧、品行和可用之处，是否对得起爹娘，能不能见得过年时的父老乡亲？

新泽西跳蚤市场上的五件二手学位袍，打包55美元自取。最后两件骚紫色的应该是纽大，而第一件显然来自哈佛——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师弟，忧患实多

我拿回一身美国名校博士服纪念品，并不能给我加持上颜宁的才华；即使我在二手市场上买到了正品的卫斯理学院或者斯坦福大学的学士服带回家，也不能让我凭空生出冰心的文采和谷爱凌的勇气。漂亮的衣服都是身外之物，但在这个Z世代的美国社会，那些年轻人之间日日夜夜的所见所闻，却能给我一颗寒春一般的心。

我还保存着当年的笔记、作业本和洗不干净的白大褂。那身因一句玩笑获得的“僭越”博士服、那条在美国买的好贵好贵的国旗披肩，在这个场合，也可以放出来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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