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的各种曲解诡辩，笔者认为还可以进一步增加批驳的论述逻辑：

1.《开罗宣言》明确规定“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因此，“台湾主权未定”不成立。

2.即便国际法学界有人认为《开罗宣言》仅为战时“政治文件”，本身不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作为反驳，可以引用《波茨坦公告》中第八条之规定，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

3.如果对方回应称，《波茨坦公告》本身亦非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式法律文件（treaty），仅为美英中的“联合宣言”（Proclamation）。作为反驳，可以说：它虽然不是“条约”，但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1945年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的《降伏文书》中明确写明，“余等遵奉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令並为其代表，茲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首领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又经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所加入之公告所列举之条款”。

这样，《波茨坦公告》的内容自动对日本产生国际法上的约束力，成为“由接受行为赋予法律效力的政治宣言” 。因此，台湾的主权明确属于中国，“未定”之说不成立。

4.如果对方继续回应道：《开罗宣言》中规定的是“归还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反驳，可以说：海峡两岸的现状是中国内战的结果，是“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的政权更替，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并未因此而改变，治权的存在不自动改变国际法上的主权归属。

在这方面，以下相似的例子可以用来引证：

非洲之角东北部的“索马里兰共和国”（Republic of Somaliland），原属1960年成立的索马里共和国（Somali Republic），1991年发生内战后被“索马里民族运动”实际控制，独立运作30多年，有自己完整的治权（政府、军警和选举制度），且持续时间长。但在国际法意义上，该控制区域的主权依然属于索马里。

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在2017年公投前后高度自治，有自己的议会与行政体系，但主权归属未变，至今仍属于西班牙王国。

苏格兰也有自己的国会、政府、教育和法律体系，但主权依然属于英国。

格陵兰（Greenland）和法罗群岛（Faroe Islands）高度自治、有权自主管理自然资源，具有内政体系，但主权仍属于丹麦王国。

因此，即便台湾地区暂时有自己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但并不等于自动赋予了“独立主权”。换言之，主权是抽象而绝对的法律概念，治权的存在并不能自动改变主权归属。《联合国宪章》承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也就等于解决了涉及台湾的主权问题。

结论是，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完成统一，是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外部势力无权干预。

到了这个环节，有关“一个中国”以及所谓“台湾问题”的讨论也就摆脱了美欧日以及台独势力的“法理”纠缠，进入了中方的逻辑主场。

台湾民间发起“和平运动” ，要求赖清德正视民意

二，放下“以和为贵”心态，调整“一中原则”重点

美欧日迷信以霸权和实力为基础的“零和游戏”，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心态容易被其视作“软弱可欺”和“外强中干”。因此，“中式和平”理念的正解应该是“不霸凌，不欺弱”，而非“息事宁人，你好我好”的无原则太平。面对强权霸凌和“倚弱卖弱”者，可以“亮剑”，也必须“亮剑”，惟有如此方能止赖治恶。

现在的情况是，当美欧日需要中国时，或硬杠败下阵来后，惯用的手段是声明“一中原则未变”，以此来讨好安抚中方，做个“顺水人情”。中方不应满足于这种口是心非和言行不一的表态，在今后的危机处理中，必须明确“一中原则”的关键内涵。

那么，什么是“一中原则”的关键内涵？

笔者认为，除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以及“北京是唯一合法代表”这些表述外，还必须明确界定中国的主权疆域，追加“台湾属于中国”以及“反对台独”（而非只是“不支持台独”）这两条。

“不支持台独”其实也是西方设下的法理陷阱。表面上看，它似乎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可“支持”与“不支持”中间的灰色地带很宽。诠释权不明确，容易被钻空子。譬如，德国完全可以说：“我们不支持‘台独’，但理解当地要求自主的民意基础，尊重‘民主公投’的结果”。所以，在未来的外交文件中，必须要求美欧日明确“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

追加条款和重新立约本身就是主权国家法律实践的惯例。譬如：

中美发表《上海公报》（1972）和《中美建交公报》（1978）后，美方又以国内立法的形式通过《台湾关系法》，维持美台实质性关系，确保台湾防卫能力。

里根总统与中方联合发表《八·一七公报》（1982）后，又于同年在对台关系中追加了一个所谓的“六项保证”，以此“绕过”和“淡化”对台军售的限制。

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又签署《台湾旅行法》，以此突破台美高层互访的“限制”。

此外还有协助台湾地区发展并巩固与各国正式及非正式关系的所谓《台北法案》（2020），支持对台军售常态化的《台湾保证实施法案》（2025）等。

美国的狡猾之处在于这些法规属于美国联邦法。中方除了抗议之外很难阻挠其通过，所以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了诸如《反分裂国家法》《国家安全法》《国防法》等国内法。但是，这些法规侧重“防御性”，今后不妨可以制定更具“主动性”的法案，譬如：

《对外关系法·台湾专章》或《台湾政策法》，明确规定：任何外国与台湾地区的官方往来、军售、军事介入行为，均被视为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将依法针对不同程度的外国干涉采取法律措施（外交、经贸、司法、制裁等）；给“三个公报”中的“一中原则”赋予明确的法律效力。

《国家统一促进法》，内容包括统一（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的路径设计，两岸关系促进条款，反干涉条款，处理“外部势力阻挠统一”的法律机制，提供更加清晰的“两岸未来制度框架”（以香港的经验教训为基础，重新细化和补充“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等。

扩大《反外国制裁法》的适用范围。该法虽然有“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的措辞，但还不够具体，应加入“非法介入台湾事务的外国官员、个人、机构、企业可被纳入制裁清单，对参与对台军售的企业实施全面制裁（金融、供应链、市场准入、资产冻结、入境禁止、利益限制）”等条款。

《反制外国不当干涉国家统一法案》，在中国的法律体系内将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台湾旅行法》定性为“干涉行为”，并设定相应的经济、外交反制措施。

结语

眼下美欧日之所以声援台湾，并非如标榜的那样要在台海捍卫所谓“民主自由”，而是为了确保供应链。若供应链上受制于人，美欧日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胜数就更少了。

美日勾连：特朗普未必真的愿意高市早苗挑衅中国

高市早苗日前把台湾问题上升到“关乎日本存亡”的高度，对于心虚的日本右翼来说，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台湾回归的确意味着中方有可能掐住日本的“命门”。问题是，真正捆绑日本手脚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所以，高市的“高调”更多是说给美国听的，意思是，“再不给我松绑，台湾一旦失守，针对中国的岛链将形同虚设，太平洋将不再太平”。

就目前的情况，中方对美欧日不必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因为它们不认这个。譬如，中国政府在敦促柏林恪守“一中原则”时常说：“中国曾无条件支持德国统一，希望经历分裂之痛的德国能充分理解和支持中国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说法无异于在期待某种“回报”，这是东方思维，德国人的习惯是认“理”不认“情”。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背后实质上是中美关系问题。只要中美有了基本共识并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文件，欧洲、日本等估计会很快跟进，与美国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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