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内战需要、个人得失和党派之争，大大削弱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最大限度争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努力。时移世易，但无论是当年的国民政府，还是今日之台湾当局，“倚外谋势”心态依然非常突出，必要时甚至不惜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接受丧权辱国的“国际安排”。

譬如，用“间接承认外蒙独立”和“允许苏联保留在东北的经济与交通利益”来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共和尊重国民政府领导”的承诺。1946年后，蒋介石更关心内战中的胜负，所以高度依赖美国的援助与支持。民进党当局为谋求“台独”目的，则一直试图通过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台湾问题国际化。

最后，从以上历史事件中，我们除了得出“弱国无外交”和“丛林法则”的结论外，还必须认清“民主法治政体不等同于正义与公正”这个事实。在国际事务中，西方惯用“条约”等形式来表明自己的行为“合法合规”，但这些具有约束力的文件里却埋了不少模糊主权的“坑”，背叛了“正义与公正”原则。

图为开罗会议公报全文原件

譬如，《开罗宣言》的涉中部分明确表示：“三国之宗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shall be restor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但包括麦克阿瑟和美国国务院新闻事务特别助理麦克德莫特在内的一些军政要人，却在1949年表示：“在对日和约签定之前，台湾仍属于盟军总部”。这是因为美方看到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败局已定，甚至连台湾都朝不保夕，于是改变了战时达成的共识和作出的承诺。

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于1950年6月27日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实施台海“中立化”，同时声明：台湾未来的地位必须等到太平洋地区恢复安全、对日本的和平条约订立、或经联合国审议后才能决定。后世普遍将此声明解读为“台湾地位未定论”之起源。

既然美国动了这个脑筋，自然会在外交上做手脚。

1951年日本与盟国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以及1952年日本与蒋介石政府签署的《中日和约》中，果然均未明确表示台湾澎湖等地的“主权归属”。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琉球问题”。虽然盟国明确界定了战后日本的主权范围（“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決定之其他小岛之內”），但美国于1971年与日方签署所谓的《冲绳返还协定》，还是将并不属于上述“小岛”范围的琉球的行政权划给了日本。

由于钓鱼岛处在战后美国划定的“琉球行政权”范围内，所以也与琉球一起被“还”给了日本——这也是钓鱼岛问题的由来。问题是，美国移交的只是“行政权”，而非“主权”。因此，从法理角度看，日本视钓鱼岛为本国领土没有任何基础。

在琉球问题上，华盛顿的考量很简单：战后美方出于战略利益在那里建立了军事基地，如果将主权还给琉球人，或由联合国托管，都无法确保这些基地的存续，唯有交给日本这个完全在它掌控下的国家才能“万无一失”。

这些例子表明，有些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必要时甚至可以不顾它们一直看重的“法理依据”。

如何应对强权逻辑？

一，打破美欧日“法理”逻辑，明确“一个中国”概念内涵

“自古以来”这个说法固然可以作为国际法辨析主权归属的所谓“占先”依据，但历史问题证明起来往往难度不小，而且容易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境地，也会被认为是“政治或文化用语”。因此，国际法更看重包括仲裁在内的“条约形式”、以及国家对该领土“持续、和平、公开并具有国家权威性质的实际管理行为”。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就又进入了美欧日的“法理”逻辑圈。

表面上看，美欧日的法理逻辑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和具有约束性的双边和多边文件，但实际上——无论在动机、立意，还是行文上——都服务于自己的内政及外交利益。

以1951年对日签署的《旧金山和约》为例：该协议是在同盟国对日占领和重建政策上出现严重分歧，以及冷战已拉开帷幕的大背景下，由美国主导下达成的，因而其内容更多满足的是西方阵营的利益需求，偏离了所谓“公平正义”的原则。

譬如，《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的“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条文，到《旧金山和约》时就变成了“第二条（乙）日本兹放弃其对于台湾及彭湖群岛之一切权力，权力名义与要求……（己）日本茲放弃其对于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力，权利名义与要求”。

从明确“归还中国”到淡化及模糊主权的“放弃权力”，这就是美欧日的“法理”陷阱。

对此，中方的态度是：“《旧金山和约》是在排斥中苏等二战重要当事方的情况下，对日本单独媾和而发表的文件，这一文件违反1942年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关于禁止与敌国单独媾和的规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其对台湾主权归属等任何涉及中国作为非缔约国的领土和主权权利的处置，都是非法无效的。”

这样的回应有道理，但外界仍有诡辩声音：

第一，“排斥中苏等二战重要当事方”只是部分成立，有人诡辩称，中国有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权，北京的政府虽然更具代表性，但在联合国尚未得到多数承认；台北当局虽然拥有“法统”身份，但已失去“正当性”和“代表性”，中方缺席是这个“现状”所决定的。当然，这种诡辩只谈原因，并不能改变中国缺席的事实。

类似地，苏联全程参加了和约的谈判，只因对结果不满意而拒绝签字。诡辩者据此认为，“排斥苏联”就未必站得住脚，但显然，没排斥苏联谈判，却排斥其利益、主张，以至于苏联拒绝签字，也是诡辩无法改变的事实。

第二，诡辩者还提出，在战时（1942年）由盟军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文件中虽然的确有“各国政府保证……不与敌人单独停战或和解”这句话，但有个修饰限定，即“在反对轴心国的战争中”，而非战后谈判时和约也不能与战时敌对国单独媾和或和解。

实际上，诡辩者完全是按自己的理解，一厢情愿地解读文件。原文清楚地写着，“它们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兹宣告：……”（and that they are now engaged in a common struggle against savage and brutal forces seeking to subjugate the world），这只是讲签署时各国在作战中，对于后面的内容，完全没有什么时间限定关系。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获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乔冠华、黄华发出由衷的欢笑。 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