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只能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做起。

杨骅：对，所以到3G的时候，已经有WCDMA有CDMA2000两个标准，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出一个TDS？就是希望在技术标准上有话语权，因为这个标准是我们提出的，我们自然在这个技术体系里走在前列，我们想这样去寻求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和市场份额。

当时全球都认同是FDD体制，我们这个是TDD体制（注：TDD即Time Division Duplexing，时分双工，是移动通信系统中使用的全双工通信技术的一种，与FDD相对应，是在帧周期的下行线路操作中及时区分无线信道以及继续上行线路操作的一种技术），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我们当年是“换道超车”，如果按照同一条路走，我们是追不上的，FDD人家有几十年的积累，所以我们用TDD的技术模式。

当时TDD是不被市场认同的，欧美也很清楚，市场就这么大，如果中国的TDD成功，就必然要切分蛋糕，所以各方面给我们很大的打压。即使在我们中国，在行业内部讨论支持标准形成的时候，大家都很热烈，但是一旦成为标准后，要开始产业化开发，大家都持怀疑的态度，认为我们不可能做出一个成功的东西。

FDD和TDD技术示意图

记者：当时国内有很多报道质疑，这个标准不被国际主流认可，投入过大等等。

杨骅：当时既不被主流认可，大家也没有信心去做这件事。但是政府对这件事情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的，紧紧把握住了市场启动的节点，在TDS没有基本成熟的时候，顶住压力，不启动我国3G的市场应用，当TDS具备一定的应用条件以后，才开始启动，并且给了它一块很大的市场，就是中国移动。

当时中国移动在2G时代占有60%-70%的市场，作为市场基础来带动TDS应用。当然，从2009年TDS发牌开始，因为不成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吐槽很多。

记者：是的，当时一段时间大家的切身体会是，移动的手机信号没有联通的CDMA好。

杨骅：但是TDS在两年的时间里面快速成熟，达到了和WCDMA和CDMA2000手机相当的水平，中国市场的总用户数也超过了50%。我们的初期的目标是希望TDS和CDMA2000、WCDMA一样，能取得三分之一就算成功了。结果由于产业界的共同努力，我们做到了50%多的市场份额，应该说这样一个规模的用户量带动了产业链的持续成熟，也奠定了后来4G时代TD-LTE的成功。

由于4G有了成熟的产业链和创新链，所以我们在4G阶段拿下了在全球的半壁江山。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原来我们希望4G的时候我们能有全球1/3，后来我们在全球占了一半，在中国市场远远超过一半。

所以从3G时代开始，我们创新的成果能够得到市场实战锤炼，推动它成熟。因此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对于创新和标准技术的发展是有强劲的推动力的。像一些市场较小的国家，在某些技术上可能很领先，比如日本在在第一代、第二代的移动通信技术上，是比较领先的，3G上也不落后，WCDMA它也是最早的，但是由于市场规模限制，因此对于产业链的带动能力不像我们中国市场这么大。为什么日本的企业慢慢就淡出通信领域了？我觉得有一个因素是他们当时没有看好中国的TDS，没能在这个市场上获得利益，来带动产业链发展。

记者：我印象中，日本自己发展的不少技术，都遭到了美国通过市场手段的打压。

杨骅：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规模，不但对于TDS很重要，对于未来其他各个行业里面相应的创新和形成标准，都将会是一个强力的牵引和推动，能够使我们的相关产业快速成熟。

尤其在今天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上，由于我们在不少领域起步比较晚，客观讲，国外在某些行业里比我们领先，大家更愿意用国外的产品。但是在今天这种环境下，国外技术很多门都给你关死了，这就迫使我们要自己去做。其实我们这个市场容量足够大，足够带动各行业创新的技术标准和创新产品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