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周远方

编辑/吕栋

通信行业从未如此“出圈”，5G无疑是当下万众瞩目的焦点。

它不但是中国“新基建”的关键要素，是赋能数字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而且还因美国的干扰打压，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博弈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期三天的2020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16日闭幕。中国通信人们在5G商用一周年之际，交出一份亮眼答卷：中国移动已建成5G基站35万个，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联合建成5G基站33万个，均提前完成全年计划，中国5G基站数达全球70%；中国5G用户数已达1.5亿，占全球90%……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5G时代刚刚拉开序幕，它也正遭遇着所有新生事物都遭遇过的质疑：5G到底是不是那么有用？5G的能耗等技术问题能否解决？对消费端来说，5G带来的新体验似乎并不明显；对产业端来说，5G的赋能效果还停留于少数案例，尚未转化为明显可见的效益……4G的潜力还没挖尽，有没有必要那么快上5G？

鉴往知来，观察者网在第二届5G千兆网产业论坛会前专访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在这位推动中国3G标准走向世界的亲历者看来，由于移动通信行业有跑马圈地的特性，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当年下大决心对抗欧美WCDMA和CDMA的先发优势，力推TD-SCDMA（下简称“TDS”）成为世界三大标准之一，就不会有之后的“4G并跑”和今天的“5G引领”。

以下为访谈实录，全文约6500字，阅读时间25分钟。

记者：从去年年底开始，5G的商用就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从移动通信的1G时代开始，中国第一次获得宝贵的引领地位。但我们知道，这样的格局来之不易，是中国通信人数十年努力的结果，尤其是从3G时代开始，中国标准真正成为全球三大标准之一。

您作为亲历者，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形势？当年我们的TDS是不是在对抗WCDMA和CDMA2000标准的先发优势？中国市场是不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杨骅：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因为3G过去这么多年了，最近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谈过。我作为当年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还是有很多感触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放到更大的环境里去看，大国，尤其是拥有庞大市场规模的国家，是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市场来带动本土的产业发展的。我们小时候上学讲中国地大物博，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就是市场规模大，这是最大的优势。

大家这么多年一直在追求技术创新，从各个领域都希望能够有所突破。但是创新的最大价值，是在市场上得到规模化的认同，这样的创新才算成功。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同的市场规模其实对于创新的支撑力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么多年来，我国投入很多资金来支持各个行业的创新，做了很多有力的推动工作，从我个人体会来说，市场对创新的推动和牵引是最大的。

由于中国有这么大的商业市场空间，当我们要提出一个技术标准的时候，本国市场规模足以推动这个标准得到广泛应用，市场的应用又会带动产业链的快速成熟。

当年我们推动TDS标准的时候，处在非常劣势的状态。WCDMA和CDMA2000（欧、美的标准）已经在全球许多地方开始建网了，我们才开始提出标准。人家已经开始成熟商用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提出做产业化的开发，这个差距是巨大的。

从全球整体发展节奏来看，大部分主要国家发牌照都在2005年以前，我们是2009年发的牌照，滞后了五六年。这是因为TDS起步比较晚，TDS是2003年才开始在我国产业化开发，但WCDMA那个时候在英国已经开始商用了。在当时那个条件下，可以说我们的政府非常睿智，因为业界都迫切希望早发3G牌照，但是中国却迟迟没发，在全球主要市场，我们是最晚发3G牌照的。

如果那时候中国做另外一种决策，2005年就发牌照，这样的话，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就没有机会崛起。整个中国市场仍然会是WCDMA和CDMA2000的天下。

为什么当年我们在那么滞后的情况下，还要提TDS标准呢？我们要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现在总结说“1G空白、2G跟随、3G突破……”，其实1G的时候从技术角度来讲不完全是空白，1G在没有国家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西安邮电四所的李世鹤（后来成为“中国3G之父”）和江苏江阴市经委达成合作意向，开发“大哥大”，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技术上取得成功。但当我们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采购元器件，准备要按市价销售这个产品的时候，竞争对手摩托罗拉一下子把整机售价降到我们的器件成本线以下。我们在1G时代的努力就这样没能成功。

李世鹤和他开发的YD9100大哥大

记者：它提早形成规模效应了，就有降价空间。

杨骅：是的，它有很大的先发优势，可以控制成本。结果我们那个技术最后就只能给一些特殊行业做应用，发挥了一些作用。在公共市场上，因为摩托罗拉整个都降价了，比我们器件买入成本都低，我们没办法做。

记者：这就是赢者通吃的先发优势。

杨骅：是的，到2G的时候，主体是GSM和CDMA，我们当时都做了跟踪仿制。移动通信行业有跑马圈地的特性，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发牌照，第一期建设可能用户较少，后续根据用户增长每年要扩容，但是只要第一期比如爱立信中标，后续的全北京扩容市场都是爱立信的。

由于我们在2G以前的技术标准上没有占得先机，因此只能跟在人家后面，总是慢人一步或两步。1999年《人民日报》、《人民邮电报》当时都是重点报道了我国移动通信技术实现群体突破，当时的标志点就是介绍了大唐、中兴、华为的GSM基站实现了全面突破。

但是，我们没有市场份额，因为我们国内的GSM基站部署启动早于99年这个时间点，所以各个地方基本上都已经被外企占了。只是出于支持国内发展的一些要求，中国企业到还没建网的老少边穷地区，少量建设一些，但是没有能够在主流市场上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