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注意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要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点，“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毛泽东以国共两党在三个阶段的特点为例，让大家深刻理解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

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

国共两党形成三阶段的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

毛泽东深刻指出，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毛泽东对此做出精微的分析：

“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与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

与国民党不同，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则是“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所以，“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强调研究事物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都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注意研究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是与对于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在窑洞中写作

（五）反对平衡论，全力找出主要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毛泽东提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而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批评“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抓住主要的矛盾，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各种矛盾之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其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是不可以平均看待的。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毛泽东强调，“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他将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毛泽东将此上升到了共产党的方法论的高度。

（六）相反相成：同一性与斗争性

《矛盾论》提出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问题。同一性包括两方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著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

所以，一方面矛盾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如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

另一方面，“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揭露、批评“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

毛泽东进而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深刻把握矛盾，成为共产党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理论武器。毛泽东强调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毛泽东为中国革命道路找到了深刻的哲学基础、认识论基础。

毛泽东分析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中国常说的“相反相成”正说明了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但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的是公开的、对抗性的，有些则不是对抗性，如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就不一定是对抗，犯错者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矛盾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而犯错者若改正了错误，就不会成为对抗性的，所以一方面党对于错误思想必须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毛泽东将矛盾及其斗争性的普遍性与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的不同性作了区分。

《矛盾论》《实践论》这两论作为党的认识论，又与群众路线高度结合，它同时成为现代中国人的认识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循着这个认识论，完成了中国革命，又循着这个认识论，建设新中国。

1960年初春大庆石油会战开始。此前中国没有开发建设过这样大的油田，时任石油部部长余秋里深有感触地说：“没到现场，已估计到有多种困难和矛盾；到了现场，才知道困难和矛盾比预料的多得多。”面对困难和矛盾，余秋里想到了1959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东北经济协作会议期间的指示：这次会战是一场大仗、恶仗，将会遇到种种风浪、种种困难。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大会战，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会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于是，他便组织康世恩、唐克、吴新峰等领导成员，一连几天集中精力阅读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还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通过学习、讨论，分析会战形势、任务和矛盾，他们认识到：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石油大会战，必然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既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有物质上的，也有技术上的。在这些矛盾和困难中，生产、生活上的矛盾、困难相对来说是暂时性的，是可能逐步得到解决的。

石油大会战誓师大会

但从长远来看，从影响油田命运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和最大困难则是如何搞清油田地下构造情况，掌握油田规律，科学地开发大庆油田。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在勘探开发中，我们就会成为盲目的、不清醒的糊涂人。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有经验教训，要避免在大庆会战中重蹈覆辙，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方法论来指导我们的会战实践。

同时也感到，如果组织油田职工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以“两论”为武器，结合实际，分析和解决在会战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对于做好各项工作，夺取会战胜利，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于是，1960年4月10日，石油部党组和会战领导小组以石油部机关党委的名义，做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石油部机关党委关于学习“两论”的决定做出后，立即得到广大干部职工的拥护，在全油田很快掀起一个学习“两论”的热潮。许多职工把毛主席著作带在身上，放在枕边，有时间就读一段。钻台边、工地上、车间和宿舍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工人们学习的场面。

在学习中，大家边学边议，摆当时的种种困难和矛盾，研究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方法和措施。就这样，他们以“两论”为指导，统一思想认识，组织各项工作，解决各种问题，使大庆石油会战在学习“两论”的热潮中全面开展起来，并用这两本著作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大会战的全部工作。大家都说：“我们的会战是靠‘两论’起家的。”

《毛泽东选集》关乎着现代中国政治以及政治所需要的觉悟，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觉悟，《毛泽东选集》在根本上关乎着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毛泽东选集》全面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全面深刻地塑造了现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人。

《毛泽东选集》作为代表中国革命经典的“血的著作”，与三千年前代表文王之道、武王革命经典的《周易》这部“忧患之书”，二者古今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三千年上下中国文明核心经典。西周初期确立的礼乐文明奠定了中国文明秩序、中国政教秩序的基础，中国革命成功后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主义制度深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精神，中国社会主义也就是现代中国新礼乐文明。

中国文明始终保持连续性与创新性，离不开对核心文明经典的不断诠释来形成文化认同、思想认同，从而形成文明的底层支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试图对《毛泽东选集》作出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