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报告中指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毛泽东选集》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如何领导中国共产党锻造了前所未有的超大而强有力的党组织，如何锻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动员起来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如何共同建构了新的政治秩序。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组织动员力，是中国共产党一次次以弱胜强、由小到大的关键所在。

（一）党的组织性：有政治远见、没有私利与党的纪律、党的民主

毛泽东在写于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最没有自私自利性，才能最有政治远见和最有组织性。

党的组织性首先体现在党的纪律上，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维护党的纪律，“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党的纪律既是对党内，也是对外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这方面的体现。

保持党的组织性，需要对党内错误思想加以批评、纠正。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写于1929年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对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的表现、来源加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纠正的方法。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包括：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

中国共产党在保持纪律性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全体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这就要靠党的民主。毛泽东在写于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

毛泽东因此提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毛泽东同时也强调：“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这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执两用中之道”。温故知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严峻的竞争博弈，全党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从哪里来？大批人才的创造从哪里来？重温《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对于今天应有启示作用。

图为百团大战中的我军机枪阵地。

（二）干部政策：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所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干部政策，提出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毛泽东指出：“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这一方法避免了一时一事看干部的片面性。

必须善于使用干部。毛泽东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毛泽东善于以古鉴今，他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

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毛泽东提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这一干部政策可分为四个方面：首先是作为党员干部，要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其次是践行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体现党的组织动员群众的政治优势；其三是能担当，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其四要能不谋私利。这四个标准简明易行。

必须善于爱护干部。毛泽东提出爱护的办法有五：

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毛泽东精微地指出放手与适时指示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毛泽东对于理论提高与工作能力提高加以同等的重视。

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毛泽东认为，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毛泽东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护干部。

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毛泽东强调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

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

就干部政策中的识别干部、使用干部、爱护干部，毛泽东提出了切实可行而又容易掌握的具体方法。有政策一定还要有方法，政策才能真正落实，这是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健康成长与发挥作用的正确途径。

（三）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与教育作用来动员全民族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是“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明传统的历史正当性，即以长时期的历史结果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根本依据。

共产党员在各方面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以此“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此为党的历史正当性的又一实践呈现。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这就是既作为民众的教师又作为民众的学生的辩证法。

（四）党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

抗战即将胜利之际，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强调“我们应该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1949年3月毛泽东又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上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伟大胜利的历史时刻，提醒全党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这是中国文明深厚的历史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的关键，在中国文明核心原典五经之首的《周易》六十四卦中，唯一的六个爻的爻辞皆吉的就是谦卦。

“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是《周易》首卦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尤其是其中的九三爻的爻辞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是说从早到晚都保持高度戒慎恐惧的状态，如此方能免除咎害。

图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给晋绥干部做题为《艰苦创业》的报告。

（五）党与人民：真正相信中国人民中间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

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报告中提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先提人民，再提共产党，这是强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作为共同体的紧密相结合，形成了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的本质所在。

毛泽东在1943年的《组织起来》一文中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毛泽东用形象的语言说道：“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毛泽东进而要求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毛泽东以“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来说明“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毛泽东真正相信中国人民中间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这与他坚守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是一体两面，而这正是现代大政治家之为大政治家的根本底色所在。

这与他从青年到革命时的经历有关，他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与在场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交流他自己青年时与群众打成一片产生“情感变化的经验”：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

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

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要深刻理解毛泽东提到的思想感情的变化、改造，可以释迦牟尼为例。释迦牟尼放弃王子的身份，四方乞讨，体验生老病死之苦，思想发生大变化，产生大觉悟，由此才有他的相信众生的觉悟，尤其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以佛教之义来说，如果佛、菩萨只看到自己是佛、菩萨，看到对面的众生只是众生，而看不到对面众生所具有的佛性、觉悟，那他就不是佛、菩萨了。佛、菩萨之为佛、菩萨，乃是看到所有众生具有与自己无别的佛性、觉悟，并激发众生的自我觉悟，这就是普渡众生的要义所在，觉者，自觉也。

如同看到众生的佛性、觉悟一样，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充分看到、相信、激发所有群众潜藏的伟大的创造力，让每一个群众积极、自觉、主动地参与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中，这才是中国共产党锻造了前所未有的超大而强有力的党组织、锻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动员起来的人民的秘密所在。由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同构建了新的政治秩序。

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道：“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毛泽东进而提出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毛泽东同时批评“命令主义”与“尾巴主义”，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道，“我们的同志不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

毛泽东又批评道，“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

（六）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中国人民的现代崛起

毛泽东提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的论断，将“人民”放在“共产党”的前面，其中蕴含着中国文明深刻的文明原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对人民主体性的觉悟和坚守。党和人民只有成为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才能相互感应、息息相通。这就像《周易》中代表天地交泰、国泰民安的泰卦的上下卦组合是代表地的坤卦位置在代表天的乾卦之上，天在地之下，这样代表纯阴的地与代表纯阳的天才能阴阳上下交流感应而成为一体。反之，天在地之上的上下卦组合，则是地天否卦的上下否塞不通。

人民的主体性，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觉醒和崛起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感应了时代潮流，进而自觉地推动人民的觉悟并在重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向上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当中国人民被充分组织起来，克服了旧中国的无组织状态的时候，“伟大的人民群众”就形成了磅礴的集体力量，这个磅礴的力量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解放战争胜利的根本所在。

毛泽东在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的会议宣言中号召全国同胞：“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他在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推动人民的现代觉悟和崛起的过程，也就是现代中国崛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就自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锻造了从古以来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党组织的同时，也锻造了从古以来前所未有的全面组织起来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二者的空前组织化完全是一体相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党自身的组织力一定也要转化为对于广大人民的组织力；同时，广大人民自身组织起来，形成全社会自组织，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

“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这一论断具有深远的文明意义与政治学意义，党与人民组织起来的核心的路径就是觉悟与团结。

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伟大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斗争的锻炼中形成的觉悟和团结，造就了“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