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党和人民的政治觉悟：《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毛泽东提出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那么群众的觉悟从哪里来？根本上是群众自身的觉悟。政治之为政治，就是领导、组织、动员最大多数民众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奋斗，所以政治最根本上就是教育，就是每一个群众的自我觉悟，这就是孔子所说“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也就是《周易》乾卦“彖辞”所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之“正”。

曾列入“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就是关于政治与觉悟的现代政治经典文本。这三篇极其言简义丰的短文既是面对所有群众、教育群众的，同时也是彻上彻下，面对所有党员干部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分别由内而外、由近而及远，指向共产党人作为先锋队自身的觉悟、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世界人民的觉悟（即国际主义）。

《为人民服务》一文开宗明义，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紧接着说，“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又引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明“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中国文明重盖棺论定，历史评价关乎人的生命意义存在。

该文最后提出：“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队伍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其置身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事业中感受到安身立命之道，正如文中所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为人民服务》还一语道破了政治之本质——“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就是政治之为政治之所在，即领导、组织、动员最大多数民众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为人民服务》一文出现最多的字眼除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就是“革命队伍”、“我们的队伍”，《为人民服务》既是讲革命队伍普通战士的觉悟，也是讲革命队伍的团结。从而以党自身的觉悟、团结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与团结，这就是《愚公移山》一文的宗旨所在。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说：“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

经典“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毛泽东的天下意识、天下情怀，决定了他要将中国人民的觉悟推广为世界人民的觉悟，这就是国际主义，也就是《纪念白求恩》一文的宗旨。毛泽东在该文中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他提出，“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的最后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念白求恩》的宗旨以国际主义为主，但文章最后结尾则可以说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这三篇文章共同的宗旨，即强调“精神”，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三篇文章分别指向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国际主义，构成宋明理学所说的“理一分殊”，“一”就是精神、觉悟，就是人之为人所在，是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之所在。

《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这三篇几百字、一千多字的短文，通俗大白话，人人可懂、可学，广大人民群众都能由下学而可以上达、觉悟。数万字的《实践论》《矛盾论》则提供了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论与辩证法，中国共产党是希望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能够将其作为高明的理论武器来加以掌握，自觉地以理论来作用于实践，从而改造世界。

《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之“三篇”与《实践论》《矛盾论》之“两论”，都关乎“用”、“大用”，一则在“心”，着重于主观，着重于主观世界的改造，从而达到高度的政治觉悟、道德觉悟；一则在“理”，着重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通过对客观世界之“理”即规律的认识来最终达到对于客观世界的改造。认识客观世界之“理”需要激发主观的“心”的主体能动性，充分发挥主观创造性，故心与理是高度合一的，“三篇”与“两论”高度结合，二者既共同构成“心”与“理”的辩证张力关系，也共同构成“下学”与“上达”的辩证张力关系。

《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这三篇的改造主观世界，与《实践论》《矛盾论》这两论的认识客观世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正是创立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论的理论自觉。

（一）“时位中”：实践与矛盾

《实践论》中的“实践”与《矛盾论》中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论的两个基石，实践的过程，就是充满矛盾的过程，只有在亲身参加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在动态变化中充分把握矛盾，才能获得实践的成功。

毛泽东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人的认识从实践中产生，转过来服务于实践。毛泽东通过深刻揭示认识的发展过程来让大家明了这点。

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事物的现象、各个片面与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也就是认识的感性阶段，认识的第一阶段。经过反复的实践，认识由感觉而达于思维、理论，认识逐步达到全部的、本质的、内部联系，达到“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毛泽东强调认识要达到对总体性、内在联系性的全面把握。

毛泽东将实践与对于周围世界的矛盾性、内在联系性的认识、把握紧密联系一起，如此才能达到知与行即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实践与认识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只有在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达到认识的不断深化，从而提升、总结出理论，才真正解决本质问题。毛泽东指出，离开了实践，离开了生活、实践的具体环境，认识是不可能的。他强调认识的“历史性”、“辩证性”，而这与《周易》的“时位中”的辩证思维高度契合。

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但还须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仅在于把握对于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还必须最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的目的是为了指导中国革命，他指出当某一客观过程已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时，所有革命者在主观认识上也要跟着推移转变，这就是说“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毛泽东强调革命时期的变化是很急速的，革命者的认识若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无法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认识也要不断随时跟上新形势、新情况的变化，要有改革精神、历史主动精神，而不能墨守成规。

毛泽东同时反对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与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发展阶段的“左”翼空谈主义、冒险主义，这正是《周易》“时位中”的辩证思维。毛泽东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合一观”，《周易》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以“未济”卦结束，道理都是一样的。

（二）全面接受矛盾：“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毛泽东指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思想现象与客观现象同样如此。由此，毛泽东由矛盾的普遍性延伸到思想斗争，他深刻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泽东直面党内思想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党内思想斗争还关乎着党的生机活力与党的生命，直面普遍存在的矛盾、斗争，才能解决矛盾，这是作为真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品格。

（三）矛盾的相互联系：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各有各的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每一矛盾都有互相依存又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又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基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不能统一，往往表现为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或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的“左”翼空谈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离开具体历史为特征。

“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去看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以抗战各方来举例说明，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又举例，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

“所谓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毛泽东批评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

毛泽东批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毛泽东进一步分析，“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说得极为平实，但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正是人人最容易犯的错误，而真要做到不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却并不容易，而真的做到了，就一定能找出解决矛盾、问题的具体方法，这就是《中庸》所说“极高明而道中庸”，也就是《论语》所说的“下学而上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