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在今年5月份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判断“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未来不排除战略对抗”，现在您对这个观点有没有补充？

吴心伯：没有什么新的补充，我觉得从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战略来看，跟中国的战略对抗至少在局部已经是一个事实。

比如说，拜登执政之后拉拢盟友搞反华联合阵线，在印太地区四国合作，现在又搞了个AUKUS（澳英美联盟），接下来还要搞民主国家峰会，搞去中国化的产业链。也就是说，从政治上到安全上到经济上，拜登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战略对抗的姿态，这应该是中国崛起背景下，美国长期的一个对华战略。

所以，我前面做出了中美未来不排除战略对抗的判断。当然，这里要注意，我们讲的战略对抗和战略冲突是不一样的，战略对抗是一种态势，双方在很多方面会有一些交锋，战略冲突就不一样了，冲突可能就包括军事冲突、代理人战争等。现在还没有走到直接的战略冲突这个地步，但是这个风险是在不断上升的。

观察者网：您自2012年以来，每年都要率外交部专家学者小组赴美调研，这些调研具体是怎样进行的？又有哪些具体的收获？

吴心伯：这种外交政策调研或者中美关系调研，对一个学者来讲，是把他的知识跟实际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结合起来的一个尝试。

比如说，我带外交部专家小组去调研，当然每次我们都是有明确的调研题目，比如说就两国关系进行调研，或者就两国关系中的某个重要问题进行调研。

一般来说，这种调研要尽可能地扩大调研面。首先，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见一些对方参与两国关系的官方人士。其次，要去智库和大学跟专家学者见面，这个是我们的优势。第三，有时候我们还要去第一线调研，比如说，要调研中美经贸关系，就要去跟美国的商界、企业界、商会打交道，如果要调研美国的国内政治，就要到美国的基层，至少是州一级，去跟当地的政治记者或者政治活动分子交谈，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

学者调研的优势可能在于，我们对有些问题有长期的研究和跟踪，有知识储备。比如说你是专门研究中美经贸关系的，或是研究美国经济的，或者研究美国国内政治的，或者是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你把在调研里获得的很多信息和你的既有知识结合起来，做一个比较，然后分析判断，得出你的结论。

所以，专家调研可能和专门从事外交工作人员的调研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没有研究经历或者相应的知识储备，相对来讲，专家对有些问题可能会看的深一些，把握的准一些，这就是学者调研的一个优势。

观察者网：您在中美智库当中都曾任职，以您的经历来看，中美智库有哪些不同？

吴心伯：我觉得中国体制内的智库，研究取向比较单一。比如说，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体制内的智库，基本上就是为国家的外交政策出谋划策。

美国的智库不一样，美国政府的智库很少，很多都是社会型智库。社会型智库的最大问题就是，它得自己想办法生存下来，它要去筹款、找钱。这样一来，它研究的取向就不那么单一了。就是说，它一方面要对政府有影响，同时它还要考虑资助他们的这些金主，考虑金主希望他们解决的问题。

或者，有些智库是代表社会上某种势力的，比如说比较保守派的，像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它的基调就决定了你只能在这个框架里面做研究，不能去讲那些左派、自由派喜欢的东西，那肯定不行。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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