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曾判断“两岸统一离不开美国因素，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在下降”。日前，美国一边和台湾频繁互动，不断碰触中国底线，拜登一边在会晤中说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您怎么看美国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方式？

吴心伯：我觉得美国现在这个做法反映了它目前对华战略的一个基本的框架，实际上就是锁定中国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而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打压中国的一个最主要筹码和杠杆，所以美国只会越来越多地打“台湾牌”，以更大的力度打“台湾牌”，不可能逐渐淡化这张牌。我刚才讲的，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的斗争是长期的、严峻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次六中全会公报里也写道，对于台湾问题，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

这个“外部势力干涉”主要是指美国，“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就是说以后在台湾问题上主要是操之在我，不对美国抱什么期望，因为我们已经看出来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本质。所以，今后我们一方面是对美继续斗争，另一方面主要还是要加强我们自己对台海局势的管控能力和掌控能力。

掌控能力，打个比方就是说，让台湾人感觉到，美国不管怎样支持台湾，台湾的安全都是取决于大陆，而不是由美国来提供保障。

观察者网：美方多次提出要管控风险，给中美关系建立规则、安装“护栏”，您认为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中美有“护栏”吗？

吴心伯：曾经有“护栏”，比如说三个联合公报就是“护栏”。但现在美国越来越把三个联合公报边缘化，把《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拿出来弱化三个联合公报。前几天布林肯在讲到对台政策的时候，甚至连三个联合公报都不提了，就是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基于《台湾关系法》的。

这样一来，在台湾问题上最重要的“护栏”就没有了，那就很危险了。

法国籍欧洲议会议员格鲁克斯曼（中）等人抵达桃园机场  台媒图

观察者网：欧洲议会11月初派代表团访台，并与蔡英文会面。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会不会有更多国家跟着美国？

吴心伯：我觉得他们在美国的压力或鼓动下会有一些动作，但在台湾问题上不会像美国走的那么远，因为毕竟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跟美国不能比。美国是把台湾问题作为战略上牵制、遏制中国的筹码，而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他们不存在这样一个需求。

欧洲国家要么是作为美国的盟友，要配合一下它；要么是国内有些反华势力，为了在国内做个交代，他们就会在台湾问题上搞点动作，或者一些反华政客故意要拿台湾问题对中国示威。

但是我觉得他们做法总体还是会比较谨慎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问题的危险性。更主要的是，他们很清楚，这么做对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肯定是失大于得，你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得罪了中国，那一定会在经贸或者其他方面付出更多，简单的道理摆在那里。

观察者网：您研究中美关系和美国问题，著述甚丰，想请您谈谈从奥巴马“重返亚太”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再到如今拜登加强版的“印太战略”，中美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吴心伯：奥巴马时期应该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当时美国经过了08年的金融危机，它的整个国力的增长势头放慢。然后，中国在2010年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美国作为老大，它最担心的就是老二。所以，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亚太再平衡”主要就是在亚太地区削弱中国不断上升的力量和影响力。也就是说，它在亚太地区或者更广的范围内，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奥巴马时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

到了特朗普时期，第一，他更明确地讲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奥巴马没有正式地讲，特朗普直接讲出来了；第二，特朗普开启了和跟中国全方位的战略竞争。奥巴马主要是在亚太地区，在外交、经济领域以及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施压，而特朗普跟中国的竞争从政治到经济到外交到技术，各个方面都展开了，是全方位的竞争。而且，竞争的空间范围也扩大了，从亚太扩大到印太，其实也不仅是印太，他还扩展到了其他地方。当时蓬佩奥等人哪怕是到非洲、拉美访问，也都要在那里讲中国的坏话。

拜登总体上延续了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把中国看成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要跟中国开展长期的、严峻的、全方位的战略竞争。

但他也有一些调整。第一，拜登觉得中美除了竞争之外，还些要合作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同，因为特朗普后期就不谈合作了，谁谈和中国合作就是“投降派”。另外，拜登在讲到竞争的时候，至少嘴上表示不希望竞争失控，希望回到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对抗。也就是说，他希望给竞争画一个底线，这个也和特朗普不一样，特朗普实际就没有底线，后来竞争实际上走向了中美之间的全面冲突。

所以，到目前为止拜登和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有两方面不同：一个是合作，一个是给竞争画底线。但是在实际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合作的分量有多大，地位有多高，他能真正的管控竞争，还是只在嘴上说一说，我们需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