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本市场发展的中国探索：第三种模式的形成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除了遵循资本市场一般性原则和英美市场的理论内核外，还做出了自己的一些探索，形成了适应中国经济战略转型需要的资本市场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大陆法系的基础架构上实现了顺应科技创新要求的市场化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董事会和监事会双层治理模式下嵌入的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共同奠定了中国上市公司内部监督体系；二是注册制改革引入的特殊投票权制度满足了高科技公司创始人通过双重股权结构保留公司控制权的需要；三是正在实践中摸索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学理上突破了关于“代表人必须同时是案件当事人”的传统认识，在实践上直接赋予了投保机构基于当事人委托而成为代表人的法律地位，这对构建中国特色的证券集体诉讼①制度具有基础性的、特别的意义。

中国资本市场的新探索与国家经济转型战略深度耦合，正在形成有别于美、德模式的第三种资本市场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与其说是资本市场发展的第三种模式，不如说是金融发展的第三种模式。这一模式既不同于美国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又不同于德日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而是一种市场与银行双峰主导的现代金融体系，这是由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决定的。其精髓在于，在吸收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历史中所形成的大多数、一般性原则的基础上，有限地引入了国家战略意图的引导作用，完善了原有法律结构约束，有效地吸收了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独立董事制度等英美法系元素，使资本市场的法律规范走上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融合”之路。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已经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将发生一系列全局性、长期性的新现象、新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技术进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动力。商业银行体系具有规模上的优势，对国民经济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但相比金融市场，更侧重于满足低风险产业的融资需求，更有助于传统成熟产业的发展（Allen and Gale，2000；龚强等，2014）。资本市场具有多样化的金融业态和专业化的管理团队，能够满足企业和投资者各式各样的需求，依托于风险分散机制下的融资功能和财富管理功能，更适合于推动高科技创新。

中国需要积极推动科技创新来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阻塞点、风险点，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所以中国更需要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形成与中国经济规模和创新水平相匹配的金融体系。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以风险投资和直接融资为主体，运用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不仅有助于解决间接融资主导体系下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应对期限错配和权益错配。此外，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财富效应也有助于在需求端推动消费升级，成为拉动内循环继而促进内外循环联动的强劲动力。

由此可见，中国资本市场要发展的第三种模式，是一种基于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和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能与经济体量相匹配、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市场化进程。中国模式不仅依赖于银行所提供的大量信贷资金对整个经济稳定运行的支持，而且需要资本市场风险分散机制下的投融资功能对科技创新的推动。在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道路一定要立足于中国的发展实际，坚持建设大国金融下的现代金融体系和保持资本市场健康、稳定、长久运行的发展目标，持续推进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建设。要以注册制改革为契机，全方位推进市场化建设，进一步推进法制体系的健全和完善，逐步提升资本市场开放化和国际化水平，努力把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成为人民币计价资产交易和全球财富管理的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资本市场历经千难万险，在摸索中不断成长，逐步探索出一种符合自身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的发展模式，朝着大国金融的现代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中心不断迈进。然而，中国资本市场模式仍不乏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继续改进，例如，如何平衡国家战略发展问题与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之间的冲突，如何均衡有效地调节市场的融资功能与财富管理功能，以及如何应对一些在大陆法系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混合趋势对我国现有司法体系需要改革和完善部分带来的挑战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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