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很多种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中，有两种极端观点很有代表性，其他很多观点都介于两者之间。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为止的超常增长不过是一个强政府利用各种行政资源和初步市场化改革红利，以廉价劳动力、低效率的政府和国企投资为手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制造的一个“振兴假象”。因此根本不可持续。这个观点认为中国目前为止的短期增长与西方自文艺复兴后的全面崛起有本质性的区别，比如：中国没有西方自工业革命前就实现了的政治制度变革，没有一系列当年使得西方产生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和社会条件。

这个观点非常普遍，在国内很流行。我在研究西方工业革命史之前也是持类似观点，所以我对它非常清楚。这是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西方中心论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向历史的自然回归。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先进文明，至少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领导世界文明近2千年，而且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体系，只是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才开始落伍了。因此，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决定了它再次崛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不过沉睡了200年而已。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觉醒就会再次震撼世界。

经过反复思考中国问题，包括中国近代史，通过与其他政治体制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比较研究，尤其是通过阅读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后，我才觉得这两种观点（尤其是第一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

首先，一个缺乏正确激励机制、有效社会管理和包容性开放经济结构的国家是不可能在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保持四十年高速增长，从一个贫穷积弱、一盘散沙的农业国迅速转变成为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的。

这一点，资源富饶的非洲没有做到，政治和金融制度“全盘西化”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工业、科研、教育基础雄厚的东欧和俄罗斯在引进西式民主制度和全面拥抱“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后也没有做到。为什么？这样一比较就立刻发现第一个观点至少有很多可疑的地方，需要认真分析。

里约热内卢贫民窟 网络

其次，如果灿烂古代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清朝的时候也是同样文化传统，怎么当时不行呢？民国的时候也不行。然后还有那么多的古代文明，虽然中断过，人家也很自豪自己的文明传统，但是目前没有看到埃及、印度、波斯、希腊和奥斯曼帝国因为古代文明而重现昔日辉煌？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第三，我们长期被灌输后接受的关于欧洲近代文明的观念是错误的、扭曲的、极度美化了的，因此才产生上面提到的第一种观点。它给欧洲工业革命披上了一层华丽外衣和神秘的面纱。如果我们不揭开这层华丽外衣和神秘面纱，我们就不仅无法正确解释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无法正确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工业化奇迹，因为两者都遵循同样的经济学规律和历史逻辑。

我们来看看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否是因为“法制、民主、自由”的传统而产生的。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蒂文·贝克特（Sven Beckert） 精辟地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莫基尔（Mokyr）也指出，在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

“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不是因为西方历史上的法制特别健全，人权和私有产权保护特别好。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我们既无力解释西方，也无力解释东方；既不能解释英国的工业革命，也不能解释中国今天的奇迹。

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回答张五常先生向所有中国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和挑战，就是怎么解释中国。他说“我可以在一星期内写成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仅仅指出中国的问题，比如法制、私有产权保护尚待健全，根本不算什么。要指出中国什么地方做对了，以至于产生今天全世界都看到的伟大奇迹，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才能对以后的继续改革开放提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才能对别的发展中国家提出有指导意义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