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14日，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MIT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MIT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人共同获得这一奖项，表彰其“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团认为，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论证了社会制度对一国繁荣的重要性，法治不健全、体制剥削人民的社会不会产生增长或正面的变化。

三位经济学家共同获得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A·罗宾逊曾合著的《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一书提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

而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曾合著的《权力与进步：我们在技术与繁荣上的千年斗争》（Power and Progress: Our 1000-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则探讨了主要技术变革的历史和经济学，其中谈到可能颠覆人类社会的AI革命，他们认为现在的AI发展已误入歧途，很多算法的设计是为了取代人类。

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三位研究者深入探讨了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繁荣，他们论证殖民时期，被殖民地引入的制度对长期繁荣产生的影响；比如，贫穷国家往往引入包容性制度，随着时间推移，人口普遍繁荣。他们还开发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解释为什么一些社会陷入了“汲取性经济制度”陷阱，以及为什么摆脱这种陷阱如此困难，等等。

“特定社会制度”的引入是否是带来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让欠发达地区摆脱贫穷、走向繁荣的一剂良药？结合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实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新制度经济学”？

观察者网转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文一于2018年12月发布的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批判文章。该文重新梳理了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逻辑，并结合从中提炼出的人类工业革命“胚胎发育”演化模式，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路径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考察，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片面而贫弱的解释。

【文/ 文一】

引言

为什么需要反省和批判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非常大，以前我也是这个理论的支持者之一。但是后来通过反复思考中国经济奇迹，尤其是欧美的工业革命历史，才深刻意识到这个理论的谬误和局限性。它把历史上的前因后果完全倒置了，因此需要把新制度经济学颠倒的工业化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崛起是人类近代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英国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和发展方向。为什么中国现在的崛起可以与之相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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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受工业化影响的总人口来看，英国工业革命如果从亚当·密斯写《国富论》开始算的话，到现在接近250年。但是过了那么长的时间，目前为止只有不到13%的世界人口（70多亿）能够生活在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其余超过85%的人口没有能力或资格享受完全工业化带来的福利成果。如果中国的工业化能够顺利完成的话，意味着工业化群体多加了20%的世界人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全球性事件。

其次从所耗费的时间上看，如果从文艺复兴初期的1450年或地理大发现的1492年开始算起，欧洲（包括后来的美国和日本）崛起前后用了500年的时间。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算起是70年，就已经达到了欧美和日本二十世纪中叶所达到的工业化水平，有的领域已经推进到前沿水平。当然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还没有达到美国、欧洲、日本目前的工业化程度，还有好几十年的巨大差距。

另外从发展模式上看，欧洲甚至美国和日本这些大国的崛起，当年都是依靠殖民掠夺、帝国主义战争和对外族人的奴役，而中国是在公平贸易规则下的和平崛起。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和能源是按照世界市场价格进口的，说明中国工业化的成本非常高昂（比如历史学家估计英国在1765-1930年期间仅从印度这一个殖民地所掠夺的资源就达到45万亿美元，而英国2018年的GDP才3万亿美元）。

而且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对已经工业化的欧美国家都能够造成沉重打击，中国却需要在极高的石油市场价格下通过进口天量的能源来开启和完成工业化。中国出口的产品也是按照世界市场竞争价格和规则出口的，而且只能够拿到出口利润中极小的那一部分；

而当年的欧洲列强包括美国和日本的工业产品有很大部分是向殖民地强行倾销的，而且不准被征服国家收取任何关税。欧洲列强从大航海开始就通过垄断世界贸易来培育国内制造业，因此被征服和殖民的落后国家当年根本没有关税收入来从事国家和海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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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这么大人口的国家都能够依靠公平贸易和平崛起，那其他小国也应该可以做到。问题是统治了全球先进工业技术和全球贸易通道与信息基础设施的发达国家是否会让中国长期这样发展下去，是否会允许所有落后国家像中国一样在和平条件下崛起？

按照人口规模看，中国崛起带给整个世界的拉动力量相当于当年大英帝国崛起的100倍，美利坚合众国崛起的20倍。这个是非常强大的发展力量，它已经并将继续给非洲、拉美、亚洲甚至欧美发达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机会。关键看他们愿意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和善于利用这个机会。

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些基本数据。40年前我们知道中国虽然经过30年的国家能力建设和艰苦探索，中国人均收入仍然非常低，按照当时世界银行的标准，这个标准可能不一定准确，中国人均收入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1/3。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一“人均”就没有了。

4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煤炭、水泥、汽车、船舶、高速列车、隧道、桥梁、公路、手机、电脑、自行车、摩托车、空调、冰箱、洗衣机、家具、纺织品、玩具、化肥、农作物、猪肉、鱼、蛋、棉花、书籍、杂志、电视节目、专利申请，甚至大学生等各类产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一句话，承受全球极少的自然资源（比如只有全球6%的水资源和不到9%的可耕地资源），和养活世界20%人口的压力，中国却为全球提供1/5到1/3的主要农产品和1/3至1/2的主要工业产品。

而且中国的工业化还在路上，今后提供的还要多得多。这个大国的崛起冲击改变着欧洲几百年来建立的全球贸易秩序和投入产出结构。就连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工业超级大国--美国，都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巨大震撼和冲击波。而这个震撼和冲击波还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和蔓延。

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根本没有照搬西方流行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中国按照流行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改革开放的话，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可他们却选择性地忘记东欧和俄罗斯在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后的深刻教训。

因此，如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话，建立在欧美后工业化的福利国家基础之上的整个西方经济学和意识形态，也一定会由于中国崛起而出现巨大的危机，并很有可能因此而瓦解。欧洲文明的历史因此有可能也需要重构和改写。

但是在谈论或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那就是中国是在没有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实现目前的超常增长的。为什么中国没有靠西方政治制度也走到了今天？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就很难对中国今后改革方向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和政策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