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总结

中国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关于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却无力解释中国的崛起。我认为只有彻底重新阐释被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所误读的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以及为什么中国义无反顾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与此同时，中国从一个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向工业超级大国的惊人转型所蕴含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不仅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而且也为非洲难以逃离的贫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华和不断滋生的债务危机，19世纪的大分流和欧洲的异军突起，以及貌似神秘的英国工业革命本身提供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注释。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衡量，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经济体。但事实上，中国是战后20世纪所有国家中（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最快的，尤其是通过毫不掩饰地继承改革开放前30年积累的国家能力和打下的国家行政构建基础，在改革开放以后大胆实施以产业政策为基础的由下而上的循序渐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0年就迅速从一个低收入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其工业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和日本两个超级大国的总和，把其它所有盲目照搬华盛顿共识“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东欧国家、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问题在于，当事实与理论不符的时候，对人类工业化历史不熟悉的经济学家们和知识分子却长期固执地认为是事实错了，不是理论有问题，抱着“西方人永远是对的”这个信念不放。它们的信念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简单而荒唐逻辑上：西方比我们发达，就连说话走路的姿势都与我们不同，因此中国人如果想要成功，必须模仿西方人说话、走路、吃饭的方式。这好比是把别人的屋顶当自己的地基，把结果当原因，把相关性当因果律。这种混淆葬送了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陷入了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纵然徒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彻底西化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和选举制度。

其实，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问题的根源在于，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而这一成本却被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忽略了。

近年由于经济问题，拉美非法入境美国人数激增 视觉中国

“自由”市场并不自由，也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工业革命，其源泉并非来自于技术升级本身，而是来自于一个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所引领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技术升级是对大市场需求的回应，正如阿里巴巴和华为等现代企业的崛起一样。

然而规模化工业品市场难以通过一次性的大推进来建立，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休克疗法，是私有产权还是普选民主，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确的顺序和产业政策来实现。无论一个国家多晚开启工业化，重复发达国家早期的基本发展阶段依然是必要的。

当代些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府官员都把屋顶当地基，把结果当原因，把西方工业化的成果当作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们教导贫穷的农业国通过建立先进的资本密集工业（如化学、钢铁和汽车工业），或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例如浮动汇率、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彻底私有化），或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如民主和普选制）来开启工业化。但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违背了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和如下一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供给不可能自动创造它自身的需求。因此造成政治不稳、发展停滞和无休止的金融和财政危机，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成为社会躁动不安和贫穷与收入陷阱的根源。

落后国家无法开启工业化是因为缺乏创造市场的国家力量。在无法像欧洲列强（与亚洲日本）当年那样靠战争、屠杀、殖民、掠夺和“打砸抢”式的全球市场扩张来富国、裕民、强军的新时代条件下，落后国家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和平的、更加文明的工业化道路，就像中国目前正在做到的那样，这才是中国模式最大的意义——它不是靠战争和殖民崛起，它靠的是积极有为的政府、举国同心的体制、国企与私企双轨并存的市场制度安排，和公平的国际贸易。

问题在于被欧美发达国家垄断的世界秩序是否允许发展中国家长期这样做下去？因此，建立新的、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才是中国继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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