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克蒂尔—杜伯龙还专门在1778年（工业革命初期）写了一篇名为《东方法制》的论文，以此证明西方那个时代刚因全球殖民扩张而获得一点自信后产生的大量以东方为主题的文字和观点，不仅充满了对东方的误解，而且还存在着某种倾向，将某种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缺陷，甚至是自然因素造成的结果，归咎于东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府”，以从理论上证明东方文明天生就应该成为欧洲殖民主义者统治或治理的地方。他讥讽地写道：

亚洲所有的错误总是政府造成的。 蝗虫使一个地区受灾；战争使另一个地区的人口减少；缺雨导致的饥馑逼迫一个父亲卖掉自己的孩子（1755年我在孟加拉亲眼见过）。

下一次发生时，还是政府造成的。旅行家在巴黎、伦敦或阿姆斯特丹写下自己的作品，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出任何批评东方的话。而当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同样的灾难时，他们将其归于天气或人们的恶意。

遗憾的是，这个240年前的评论对今天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仍然适用。

哲学家莱布尼茨也与杜伯龙和伏尔泰持同样的观点。“对莱布尼茨而言，中国人不仅是伟大的匠人和天才的设计师，他们也是一个非常重视道德的民族。伦理学是他们真正的力量源泉，他们的伦理学中几乎不包含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空想，而是坚持教育和对话”。

伏尔泰也坚持认为，“中国人是欧洲人反复尝试却一直无法成为的那种人，即真正的道德主义者和斯多葛主义者：‘他们的道德准则非常纯粹和严厉，但同时又和爱比克泰德宣扬的准则同等仁慈。’”

不过，莱布尼兹和伏尔泰这些西方启蒙思想家也对中国人在逻辑学、几何学、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理论方面与17—18世纪同时代西方相比的严重落后，都一直感到遗憾和迷惑不解。

而且这两位思想家被很多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反复告知，中国人对西方自然科学、数学和传教士带去的各种科学仪器根本不感兴趣—如果中国人自己不能发明演绎数学也就罢了，可是为什么即便在欧洲人愿意传授的情况下他们居然也不感兴趣？

就像印度文明一样，中国古代的确没有发展出古希腊的平面几何数学体系；而且即便到了明朝与西方传教士紧密接触的时代，似乎除了徐光启和以他为代表的少数个别人，中国朝野普遍都对西方的演绎数学知识不感兴趣。

可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因素导致近代中国对形式化的数学不感兴趣？流行历史观认为，这也反映了“东方专制主义”和“封建注经传统”下思想自由的缺乏。

真的吗？其实，古罗马人也对演绎数学不感兴趣。中世纪欧洲人也对演绎数学不感兴趣。为什么？

而且对演绎数学不感兴趣的何止中国人、罗马人和中世纪欧洲人。法国人直到公元17世纪以前也对演绎数学普遍不感兴趣，但是却在专制暴君路易十四为提高法国的国家竞争力而花巨资打造法国科学院以后开始感兴趣了；俄国人直到18世纪以前也普遍对演绎数学和科学不感兴趣，但是却在独裁者彼得大帝创立了俄国皇家科学院以后开始感兴趣了；日本人直到1868年决定直接面对并参与到欧洲列强“打砸抢掠”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之前，对科学与演绎数学也像中国人一样不感兴趣，但是却在明治维新以后在作为绝对君主的日本天皇统治下开始对这东西感兴趣了。

同理，中国人一旦意识到民族存亡实质上是国家间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的竞争，意识到“科学就是生产力”以后，也同样才开始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了。

即便在莱布尼茨和伏尔泰所处的启蒙时代的欧洲，更不要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普通人对科学与数学其实也是根本不感兴趣的。连16世纪的宗教改革大师，路德和加尔文都蔑视和嘲笑数学和科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人文主义者蔑视科学，却喜欢把在古希腊受到维护的那些迷信、魔法、巫术继承和发扬光大。正如罗素指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除达·芬奇及其他几个人外，都不尊重科学。”

但是，通过本书我们将会看到，自从“火药—火炮”技术传入欧洲以后，由于各国王室和国家精英意识到科学与数学对于研发这种热兵器和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性，因此就产生了国家力量对这类科学知识和科技人才的巨大需求、投资、扶持和推动，从而才有了这些公共知识的繁荣（虽然早期的繁荣仍仅局限于精英阶层）。

比如达· 芬奇在年轻时写给米兰统治者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一封求职信，便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各个城邦国家统治者对科学技术的巨大兴趣与需求。在这封求职信中，达·芬奇列出了自己熟练掌握的许多技能中的九类军事工程技术，都与基于火炮这种新型战争模式密切相关，而他的艺术才华并没有在信中被重点强调。

这反映了达·芬奇所处的时代，国家力量对人力资本的最大需求并不是艺术才能，而是军事才能和与此相关的数学知识。而且别忘了，赞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艺术创作的主要雇主，是罗马天主教会与王室宫廷；满足艺术家素描和油画所需要的纸张与颜料，是他们出生之前不久才从东方传入欧洲的。

因此，达·芬奇的求职信所反映出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西方流行历史观所描述的、独立于东方文明影响的、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自身传统的历史运动，并不是一个所谓宗教改革与思想解放下艺术家个性自由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复兴运动。真实的历史并没有这么高大上。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繁荣”，不过是罗马天主教会、意大利城邦宫廷以及王公贵族为“炫耀社会地位”而大兴土木的结果，是他们动用几乎全部国家资源从事“艺术采购”活动所撬动起来的社会需求的产物—就像16—18世纪欧洲各国王室对火药、火炮、战舰等军工产品的巨大采购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欧洲木材加工和冶金工业的迅猛发展一样，也像中国历朝历代宫廷对文官的需求和科举考试的发明，极大地刺激了民间的读书风气和诗人画家的涌现一样。

本书通过对欧洲近代史的重新剖析，揭示出这样一个真相：文艺复兴对于欧洲崛起的真正历史意义不在于艺术，而在于火药与商业的普及—它使得四分五裂的意大利通过一系列惨烈的热兵器战争和商业利益争夺，形成了一个由许多城邦国家构成的微型“国家竞争体系”。

这个国家竞争体系是未来欧洲更大规模国家竞争体系的雏形。与这个国家竞争体系下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相比，罗马天主教教廷和各城邦宫廷为“炫耀社会地位”而采取的“艺术采购”活动，和由这个活动的刺激所产生的艺术繁荣，对于欧洲崛起的历史意义其实并没有流行历史观渲染的那么大，只不过对于欧洲中心主义者宣扬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相对于东方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来说，却显得意义重大。

同理，本书将以大量史料揭示，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 ，是国家竞争体系下长期军备竞赛的产物 。因此欧洲近代的崛起，和它对东方文明在科技方面的超越，是各个欧洲王室在延续几百年亡国灭种的热兵器战争压力下，相互竞争的结果。这个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了欧洲王室对科学技术的巨大热情和对科学家的重金投入。

恰如恩格斯所精辟指出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而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政府采购、赞助活动与战争需求，尤其是规模化制造火药、铸造火炮、提高火药威力和炮弹打击精度的迫切需求，一直就是近代西方经典力学、炼金术实验化学、冶金工业、煤炭工业和大学—科学院制度发展的强大原动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诞生，也是这种国家竞争与国家生存需求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