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称中国人为赛里斯（Sērēs）人，也就是丝国人。古罗马与秦汉时期的中国商人，通过“丝绸之路”与意大利半岛、巴尔干半岛、地中海海域以及中东的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展开贸易。也正是这些地区对中国商品的巨大而持久的需求，形成了横贯欧亚大陆和印度洋的古丝绸之路。

经由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其他商品诸如光滑如玉、细腻如肌的彩釉陶瓷也被源源不断运出亚洲。斯里兰卡曾经是连接东亚和地中海的一个重要贸易据点。拜占庭编年史作家科斯马斯 · 印第科普莱特斯写道：“许多船从印度、波斯和埃塞俄比亚汇集到这座岛屿（即斯里兰卡）……还有从更远的地方来的，我指的是秦尼斯（Tsinista，即中国）。”

英国历史学家和古丝绸之路专家弗兰科潘指出，为了购买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丝绸，古罗马每年有多达1亿赛斯特斯（sesterce，古罗马货币单位）的金币从罗马帝国流出，进入东方贸易市场。“这一惊人数字相当于帝国每年造币总数的近一半。”“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成为了一种国际货币。”“从某种意义上讲，丝绸是一种最值得信赖的货币。”

即便从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算起，直到大约1800年工业革命爆发时（也就是直到中国清朝开始由盛而衰的时期）为止，全球最大商品交换和工艺品制造中心仍然在东方，尤其是中国。

在那个欧洲开始发生巨变的300年（1500—1800）间，全球货币的流向仍然是中国。每年欧洲人从美洲盗取的天量白银，大约一半流向了中国，为的是购买中国的商品。比如17世纪一位葡萄牙商人在一篇关于白银的论文中指出：“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游荡，最后都流入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回到了它的天然引力中心。”

中新社：太原：190余件世界文物诠释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化互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布罗代尔对此感叹道：“贵金属不断从西方流向印度和中国。远在罗马时期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必须用银子或金子购买远东的丝绸、胡椒、香料、药物和珍珠，否则西方得不到这些货物。西方与远东的贸易因此一直有逆差，就西方与中国的贸易而言，这一逆差维持到19世纪20年代（也就是工业革命爆发半个世纪以后—作者注）。这是一种经久不息的结构性流失：贵金属通过地中海东岸地区，通过好望角航路，甚至穿过太平洋，自动流向远东。”就连因与远东保持紧密商业往来，主导丝路贸易的广大中亚与阿拉伯地区，也由此经历着长期的繁荣。

为什么？因为即便在牛顿科学革命爆发以后很长时间而且直到英国工业革命初期，“中国在世界市场上（仍然）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

“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以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和任何国家的贸易都是顺差。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高产出、低成本的竞争力，所以中国能够有效地给世界市场提供商品供给”。

相比之下，号称继承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的近代基督教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其生产力的低下和日常用品的匮乏程度，远超今天人们的想象。就拿穿衣、吃饭和如厕来说。在中华文明经历好多轮盛极而衰、衰极而盛的长周期之后，普通欧洲人穿的仍然主要是由粗羊毛编织的裹身披衫。

这种粗羊毛布料容易藏污纳垢，很难用水清洗，因此欧洲人一辈子很少换洗衣服。由于非常粗糙并刺激皮肤，这种布料无法用来制作内衣，所以普通欧洲人自古以来直到工业革命前都几乎不穿内衣，也不知道什么是内衣。与此相比，丝绸非常贴身，既可做外衣也可以做内衣，还可以做手绢、扇子、画布、屏风、蚊帐、桌布、窗帘、床单等日常用品，因此受到万里之外的古罗马皇帝的青睐。

由于没有发明纸张、丝绸和棉布，直到工业革命前，欧洲无论男女、老少、贵贱，一辈子如厕时都没有条件清洁下体。而且吃饭都是用手抓；吃饭用的叉子要到17世纪才开始在欧洲家庭普及（美国白人甚至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用叉子吃饭）。因此著名历史学家兰德斯（1999）对于欧洲人在工业革命前的卫生与生活水平有如下描述：

长期以来，欧洲人最大的杀手是胃肠道感染，病菌从人体排泄物传播到手，再到食物，再回到消化道。 霍乱病菌等流行性微生物不时加强了这类看不见却致命的敌人的存在。这些细菌最好的传播途径是公共排泄地：在那里，由于缺乏厕纸和可换洗的内衣而促进了人体与排泄物的接触。

由于长年累月都裹在一辈子都没有洗过的粗羊毛布中，而粗羊毛布料很难清洗，即便洗也洗不干净，因此欧洲人的皮肤常会发痒并不得不用手抓挠。所以他们的手很脏，而最大的错误是欧洲人在进食前都不洗手。……而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

工业革命的主要产品是东方传来的既便宜又可用水清洗的棉布，以及靠规模化大生产方式从植物油中提炼出来的肥皂。普通人第一次买得起内衣……个人卫生状况的巨大变化，使得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平民可以生活得比一百年前的国王和皇后还干净。

难怪即便到了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1776年，亚当·斯密也还承认“中国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有”。美国历史学家戈德斯通也说：“中国是很多产品在全世界最早的生产国，包括纸张、火药、带有船尾柱舵轮和水密隔舱的航海船只、指南针、三角帆船、铸铁工具以及精美的瓷器等等。印度也为世界提供了色彩绚烂的奢华的棉织品。中国和波斯还是世界上丝绸工艺首屈一指的地区。当印度人和中国人穿着柔软舒适的棉织衣物时，欧洲人还裹在粗糙的亚麻和羊毛衣物里。”

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也承认：“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

因此，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是，从古希腊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初期，中西方在生产力和国家治理能力方面的早期差异一直十分突出；一直要到近代18—19世纪才开始逆转，那时候欧洲的科学、技术、国家治理和国家动员战争的能力才开始全面崛起，从而超越东方文明。 

由此可见，流行历史观强调的古希腊包容性民主自由传统和日耳曼部落的法律文化，并没有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所预言的那样，为古希腊、古罗马、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的意大利，直到工业革命爆发前夕的整个西方世界带来超越东方的生产力水平与经济繁荣。

为什么？

因为流行历史观和新制度经济学对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的解释，不仅采用了错误的制度衡量标准 ，而且颠倒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因果关系。

比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政治制度决定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交易成本依次决定了经济的绩效和增长速度；因而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制度也越先进；而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公权力与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