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一】

近代西方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经济繁荣究竟是何时开始的，以及为什么开始的？ 

曾以“四大发明”馈赠欧洲，并以郑和舰队七下西洋之壮举傲视天下的东方，又是何时衰落的以及为什么衰落的？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为此提供的各种解释充满了书架，其核心不外乎试图解释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一个显而易见的共识是：正是这两场革命，彻底改变了欧洲和人类的历史命运，成为近代“东—西方大分流”的分水岭。

但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两场革命的爆发？当前国内外十分流行的历史观（包括强调“路径依赖”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关键是制度。 

按照这种历史观，正是古希腊独有的民主制度与理性思维传统，以及古罗马和日耳曼部落遗留的独特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近代西方科学与工业文明赖以产生的制度基础，从而在文艺复兴以后演变成一种不同于“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的民主议会制度和法治社会。

这种包容性议会政治制度和法治社会，决定了包容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 比如契约精神、人性解放、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对专制王权的限制，因而有效降低了各种市场交易成本（包括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激励了国民财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发明，导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场革命的爆发。

这种历史观如今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如此流行和“不证自明”，以至于需要我们对西方近代史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从下到上、从微到著去重新审视和批判，才能发现它的破绽。

历史观，无论正确与否，对学界、商界和政界的影响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强大。正是因为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统治着世界，才造成落后国家的知识精英、 企业家和政治家对当今世界的变化迷惑不解，以至于在面对来自“先进发达”的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压力时，在思想和行动上显得苍白无力、无所适从、爱恨交加。

而那些误以为自己不受任何历史观影响的精英集团，实际上都是某种历史观的奴隶，并每天都在以西方灌输的历史观理解和创造着自己国家的历史。

但是，经过西方上百年打造形成的这一流行历史观，却与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真实发展史严重不符。

首先，与流行历史观所肯定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至少同样辉煌的，还有同时期的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以及稍后的阿拉伯文明。如果古希腊“民主”和 古罗马“法制”一直是西方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根基，而衡量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最佳标准，不外乎人们衣食住行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水平——因为它直接反映了一个文明体系的生产力和服务于这个生产力的深层制度，那么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生活水平就不应该低于而是应该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

埃及地区发现刻有古希腊基督教文化的石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为什么？因为按照西方中心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只有比同时代中国更高的生活水平才能折射出比中国更加发达的生产力和更加优秀的政治与经济制度。

但事实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生产力通常都比中国低下，更不用说欧洲中世纪甚至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生产力。

比如以煤炭作为替代木材的新型能源，在欧洲是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初期才发生的事情。相比之下，煤炭在中国的使用和开采已经有4 000多年的历史，而用于炼铁也可以至少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也就是2500多年前。

对此，18世纪启蒙思想先驱，卓越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欧洲近代史上最才华横溢的既精通古希腊又通晓18世纪自然科学的思想大师伏尔泰，在论述煤炭、炼铁和中国古代的其他科技成就时说道：“早在四千年前，我们还不知道读书写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我们今日拿来自己夸口的那些非常有用的事物了。”

对此，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领袖人物布罗代尔惋惜道：“中国烧煤（和炼铁）的历史虽然如此之早，……强盛的中国本来具有打开工业革命大门的条件，而它偏偏没有这样做！它把这个特权让给了十八世纪末年的英国。”

伏尔泰和布罗代尔都不是唯独这样对西方与东方早期的巨大“逆向”差距感到疑惑的西方历史学家。17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同样追问：“是什么将欧洲和亚洲区别开来？”希罗多德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西方落后而东方先进。

他所知悉的东方，位于地中海和印度恒河之间，这里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他认为亚洲土地肥沃，城市繁荣，人民丰衣足食、举止文雅；而贫穷的希腊和希腊人完全无法与其相提并论。

比如古希腊人穿的衣服，普遍由粗麻织成，是很少染色的没有领口和袖子的简陋披肩和裹身粗布；而同时代中国人穿的衣服，却是由细得不可思议、轻得不可比拟的蚕丝，通过木制织机细密织成，再用五颜六色的有机染料层层上色，经过千针万线裁缝而成的绫罗绸缎。

缝制衣服需要金属针和剪刀，没有发明铁或者金属冶炼技术的文明很难用木材、石料或者骨头做成剪刀或细小的刺绣针，而中国的丝绸技术可追溯到公元前4 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如果那个时代有什么精密工艺能够形象地体现公元17世纪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运算之精妙的话，非中国丝绸的制作过程莫属。

丝绸产业所体现的生产力和文明程度可不简单，它涉及原材料产业（桑树的栽种、蚕卵的储存、幼蚕的哺育、蚕茧的保管与漂白），纺织业（抽丝剥茧、纺丝织布），染色业（染料的萃取、化工制作和对大批量丝绸的均匀上色），成衣制作业（剪裁、缝制、上扣、打边、刺绣），原始的市场营销业（服装样式设计、订单、发货、统购、零售），等等。

而且这样精细的工艺流程与分工环节只有统一的大市场和信用体系才能支撑，丝绸制造业不是任何古希腊城邦小农经济轻易能够拓展与承担的产业。难怪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创造运河体系和最早发明造纸、印刷、陶瓷、火药、指南针、现代官僚制度和发行纸币的国家。只有高度发达的大一统市场经济与信用体系才可能流通纸币。而欧洲国家要等到18世纪才开始出现纸币。

即便到了辉煌的古罗马帝国时期，全球财富的主要创造中心也仍然在东方。这从当时的东—西方商品进出口结构中可以看出。古罗马时期没有任何商品（除了黄金）值得出口到遥远的东方，而古罗马最珍贵的进口商品却一定来自远东，这包括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中国丝绸。

在古罗马，只有皇帝和最富有的官员才能偶尔穿得起丝绸。比如罗马皇帝埃拉加巴卢斯（Elagabalus），尽管也会穿当地亚麻做的简陋粗布衣服，但却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有钱在全身上下都穿得起来自东方的绫罗绸缎的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