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 韦伯（Max Weber）。比如韦伯从对法律程序的形式正义（formal justice）和实质正义（substantive justice）的概念区分出发，阐述了资本主义为什么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根本原因。

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韦伯认为，在“形式正义”下，当发生私人间的法律纠纷时，法律裁定及其程序均依照一系列普遍的、事先明确规定的规则和程序来进行；与之相对，在“实质正义”下，人们对每一个个案都追求实现最大公正和平等，而且要考虑到法律、道德、政治与各种综合因素。

形式正义可提供高预期性和可计算（predictable and calculable）的法律结局，尽管对某些个案的裁决可能会与实质正义者所根据的宗教与伦理原则或者政治权宜相冲突。由于形式正义减少了个人对统治者的恩惠与权力的依赖，它扼制了独裁或暴民政治的滋长；而形式正义恰好是欧洲的法律传统所独具的。欧洲的法律机构是高度分工的且与政治权力分离的，其特征是存在自治的、专业化的法律职业阶层。法规是运用理性制定的，不受来自宗教或其他传统价值观的直接干涉。

因此在韦伯看来，脱胎于古罗马法律传统的这种程序正义，提供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可计算性”和“可预见性”，因而是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基石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得以在西方而非其他文明中产生的根本原因。

韦伯的观点渗透到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并影响了好几代西方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和他们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理论，包括今天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哪怕那些长期研究东方古代历史文化的西方专家也不能免疫。比如东亚与中国史专家埃德温·雷绍尔（Edwin O. Reischauer）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谈到东西方文明的制度差异时曾经说道：

法律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荣耀，但是在中国，两千多年来所有法律都被视为可鄙的名词。 这是因为中国法家的法律概念远远落后于罗马。在西方，法律被视为上帝或自然更高秩序在人类世界的具体表现，而在中国，法律仅仅代表统治者的意志。中国几乎没有发展出民法来保护平民，法律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和惩罚性的，也是人们竭力避而远之的。西方民众认为比起由容易犯错的个人来判决，被非人格化的法律管理更加安全。而中国人可能是出于孟子人性本善的观点，认为被高尚的管理者来统治比被独断的非人格化的法律来统治更加安全。

即便我们暂先接受雷绍尔和费正清的说法，那么他们描述的这种东西方之间法律制度的差异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这种差异如果存在的话，真的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爆发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原因吗？

首先，姑且不谈古罗马的法律体制究竟是否比中国古代的法律体制更先进和优越，即便是文艺复兴以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法治，虽然表面上依靠法庭和律师制度来维系，但实际上都是由军队和国家暴力来维持的。欧洲国家的专业警察制度，是工业革命很久以后才成熟起来的。因此，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国家，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是靠军队来捍卫法律和社会秩序。

这是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谈到他亲身经历的资本主义萌芽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法律制度时就精辟地指出过：“没有优良的军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有优良的军队，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而且，马基雅维利在研究古罗马时期的法治和社会秩序时也敏锐地观察到：“在有优良军队的地方肯定有良好的秩序。”

因此，可以设想即便是今天以法治著称的美国，表面上它的法治是依靠美国宪法和大法官制度来维持的，但实际上，要是没有强大的美国军队和专业警察系统（包括联邦调查局），美国根本无法捍卫它的宪法和法庭的尊严。

反过来，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就采纳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乌克兰，无论其新宪法如何强调三权分立和法治，这个国家一直到目前为止都很少有法治可言—因为它的国家机器和国家能力已经在执行华盛顿共识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彻底瓦解；没有了优良的军队和警察部队，它的民选总统一个比一个贪腐违法，却根本得不到法律应有的追究和制裁，使得乌克兰宪法沦为一个摆设。

正如政治理论家阿尔加罗蒂所说，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和国家事务正如牛顿在物理学和自然奥秘上那样具有深刻的洞见”。可悲的是，马基雅维利这位政治科学大师虽然早在500年前就已经对西方法治与国家暴力的关系做出了精辟分析，而19世纪以后直到今天的欧洲中心主义学者们（包括韦伯）却依然无法看清历史的真相。

其次，韦伯的先辈—18世纪德国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豪—弗里德里希·席勒，早就针对日耳曼人在17世纪所拥有的所谓古罗马法治传统的任意不公时精辟地指出过：“在帝国最高法院，德意志诸等级是自行其是的，因为它们自行聘任法官。他们自行审判，能产生同样的公正，这也是创办者的意图所在。由天主教法官和皇帝走狗操纵的法庭维护的当然是天主教和皇帝的利益，牺牲了公正。”

恰如马克思指出的：“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葛派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韦伯正是这样一位善于以斯多葛派心情来思考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社会学家。

再次，深谙欧洲历史的启蒙主义时期思想家，比如伏尔泰和安克蒂尔—杜伯龙，坚决否认欧洲这种杜撰出来的东西方制度差异。伏尔泰很不耐烦地对那些争论说古代中国没有法律的欧洲知识分子说道：

“不管你们怎样争辩伏羲以前的十四位君王，你们的动人争论只能证实中国在当时人口很多，法律已经盛行。现在我问你们，如果一个聚族而居的民族，有法律、有国君，难道就不需要有过一个灿烂的古老文化吗？请想一直需要多少时间、若干场合的凑巧才能在矿石里发现铁，才能把铁用在农业上，才能发明织梭和其他一些技艺呢。”

在伏尔泰看来，欧洲历史上的封建时代（包括他所处的欧洲启蒙时代），其专制程度和亚洲的统治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次又一次问道，东方的编年史作者又会如何看待欧洲的封建体系？它看起来难道比我们描述的东方普遍存在的人身依附程度更低吗？伏尔泰说，认为东方国家的臣民都是皇帝的奴隶，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的财产和他们自身都是属于主人并可被任意剥夺的，这样的假设是非常荒谬的；这样的统治方式只会导致自身的毁灭。而中华文明已经生生不息延续了好几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