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转折

2018年2月9日至25日，第23届冬季奥运会在韩国江原道平昌郡举行。奥运会前夕，朝鲜半岛围绕朝鲜核问题的争执风急浪险，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奥运代表团先后扬言如果他们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将退出本届冬奥会。2018年元旦，金正恩发表新年祝词，建议在奥运会期间朝韩双方在首尔进行会谈。1月18日，朝韩双方举行了两年来首次高级别会谈，宣布组建联合冰球队，并在开幕式上携朝韩统一旗入场。

金正恩胞妹金与正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与文在寅总统会面，引起世界广泛关注，而在首尔南北双方的高级别会谈也正在结出果实。3月5日至6日，文在寅派遣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率领韩方特使团访问朝鲜。以此为契机，美国方面对朝韩接触做出了正面回应。3月8日，特朗普在推特透露朝鲜半岛问题取得重要进展，他与金正恩的会面正在计划之中。3月25日至28日，金正恩首访中国，与习近平会见。4月27日9时30分，金正恩跨过军事分界线与文在寅会面，由此拉开了一系列围绕朝鲜半岛的首脑会晤。5月7日至8日，金正恩再次访问中国，在大连与习近平会谈。

6月12日，金正恩在新加坡与特朗普举行一对一和扩大会谈，而他访新乘坐的飞机是中国提供的国航包机。6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金向金正恩发出了访俄邀请。约一周后，6月19日至20日，金正恩第三次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见。文金会、习金会、金特会，以及即将上演的普金会和日本半心半意谋求的安金会，形成了半岛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景观。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所有会面均以金正恩的多边外交活动为中轴，朝鲜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角色，朝鲜方面是撬动这一进程的主要方面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朝鲜无法单独撬动朝美对峙的僵局。由于文在寅总统的当选，韩国政府极为坚定、有力、迅速地回应这一进程，使得南北双方为和平而站在了一起，从而暂时取消了美国的战争理由，为此后的系列变化奠定了条件。

因此，韩国也是撬动这一进程的主要方面：南北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将南北双方置于一种能动政治的中心；也只有南北双方将半岛和平的总体利益置于各自国家利益之上，才有可能形成上述“共同努力”。南北双方在区域政治中扮演能动角色，促成美国、中国、俄国和日本等利益各不相同的大国转向双边和多边和谈，尤其是迫使美国与朝鲜进行直接谈判和首脑会晤，并以此为契机，改善了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关系，缓和了因萨德问题而导致的中韩之间的紧张。

由此，此次南北首脑会谈是2000年金大中-金正日、2007年金正日-卢武铉平壤会见后的第一次，朝美首脑会谈是半岛南北分裂以来的第一次。这是19世纪以降东北亚秩序变迁中的重大事件。

金正恩与文在寅会面

战争状态的世纪绵延

朝鲜半岛的命运与东北亚区域秩序/无序息息相关，而所谓秩序/无序几乎都是大国主导的结果。朝鲜半岛处于被动的地位。我在这里举出两个例子。首先是19世纪至朝鲜亡国这段历史。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地区逐渐陷入帝国主义势力主导的秩序/无序，其标志是英、日、俄、美等霸权国家通过武力征服、殖民统治、瓜分势力范围等方式，用帝国主义国际秩序取代曾经长久维系区域和平的东北亚传统世界秩序。

这一秩序的特征即大国博弈，在主权秩序概念之下，从根本上剥夺弱小国家的主权。1859-1861年间，英国与俄国围绕对马海峡进行争夺，触发了幕末日本围绕“征韩”的争论及其后控制朝鲜的尝试。为了抗衡俄国在亚洲的扩张，英国保守党政府曾有联合清政府的设想，直到1894年7月16日《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英国才正式放弃联合中国牵制俄国的念头，日本由此废除了治外法权，获得了与西方列强在形式上的平等地位。

九天以后，甲午战争爆发。甲午战争的直接诱因是朝鲜东学党事件后日本对驻朝清军的攻击，但这一事态的形成可以追溯至1885年4月18日由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的《天津会议专条》，以及更早的江华岛事件（1875-1876）。事实上，早在甲午战争之前，1887年，日本参谋部就已经制定了《征讨清国策》，不但预谋攻击北京和长江中下游，而且明确地将从山东半岛至台湾的沿海地区及岛屿全部纳入日本版图。《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日本长期谋划的产物。

日本的野心是在帝国竞争的态势中展开的。马关签约后仅六天，就发生了俄国主导、德法加入的“三国干涉还辽”，东北落入俄国势力范围，胶州湾陷入德国之手（1897）。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干涉，而联军之一的俄国利用这一局势出兵占领东北全境，引发了与日本及英国的矛盾。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正是为了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的权益。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日本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加入了各帝国间为争夺殖民地而展开的国际竞争。

1904年，作为上述序列事件的产物，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战争因日本想统治朝鲜的欲望所引发，然后通过入侵朝鲜而肇始。日俄战争始于朝鲜战争，最终发展为日本与俄罗斯之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

朝鲜王朝末代皇帝高宗一家

在这场以朝鲜和中国东北（满洲）为战场的战争中，不仅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相继现身，而且美国以新的调解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影响了日俄之间的和谈及《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作为调解者和仲裁人，美国所采取的并非中立立场。1895年，由美国俄亥俄州前参议员加尔文·布莱斯（Calvin Stewart Brice，1845-1898）牵头、美国各大金融机构参股的美中发展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 ACDC）成立。

公司的目的是积极谋求在华铁路、矿产和其他工业特权，其中包括谋求中国东北铁路沿线资源开发权和为期30年的铁路建筑垄断权。除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之外，美国也试图以利益均沾的名义遏制俄国在中国东北利益独占，进而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开疆辟土。但这一政策因俄国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强势存在而未能成功。据日俄战争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结算额，“全收入的82%由国债和一时借入金支付，国外公债的比率达到全体的40%”。

这里所谓国外公债主要源自美国和英国。为了抗衡俄国的势力扩张，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通过华尔街金融寡头向日本提供贷款，总额度占日本军费总开支的40%。然而，《朴茨茅斯条约》加强了日本在黄海和日本海的控制权，伴随日本从俄国手中租借辽东半岛，获取旅顺和大连的军事港口，并垄断东北区域的贸易，美国的哈里曼铁路计划终于破产。一场更为迫近的太平洋地区的争夺将在日美之间展开。这是美西战争后美国在亚太争霸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角色。

与美国的新角色直接相关的就是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分割与朝鲜战争的爆发。关于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研究汗牛充栋，但南北分割的形成比哪一方面率先动武甚至更为根本：没有欧洲战后瓜分势力范围和大国避免直接对抗的事实，就无法解释朝鲜半岛南北分割的格局；分裂和内战的格局是殖民主义历史和大国主导的战后秩序所决定的。在冷战时代，南北双方是东西两大阵营相互斗争的前沿之一，民族独立倾向、意识形态对立与全球和区域霸权秩序相互纠缠。

从更为宽广的范围来观察，美苏对抗和朝鲜半岛的分裂都可以在更早时期的地缘政治关系中找到历史脉络。就冷战结构的形成而言，美英是主导，苏联是相对被动应对的，鉴于二战的经验，斯大林建立缓冲区的建议有其历史原因。朝鲜战争是继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抗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之后的又一场与朝鲜半岛直接相关的战争。就宏观条件而言，上述所有战争都包含了围绕朝鲜半岛的争夺。在这些争夺中，朝鲜半岛的抵抗运动与中国的抗日战争一道，成为东北亚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有生力量，因此，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不同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甚至也不同于太平洋战争，其中包含着弱小民族寻求解放的自主性与能动性。

在当今格局中，南北双方可以穿越历史的迷雾，发现在对抗中隐含着的共识：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南北双方均不承认南北分割的格局，都试图探求民族统一的契机。但李承晚在美国主导之下率先举行单方面的选举和建国，并实行独裁和镇压，已难以担当民族统一的主导力量。韩国社会运动包含着对分割朝鲜半岛的霸权力量的抵抗，而北方对于民族统一的坚定信念与韩国社会运动的这一底色难道不存在重叠部分吗？南北双方不是冷战分裂格局的主导者，但在寻求民族统一方面却是抵抗霸权秩序的能动力量。无论是从社会运动中汲取能量的文在寅，还是寻求自主改革的金正恩，他们跨越种种险阻、寻求民族和解的握手也内在于这一抵抗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