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次习金会上，习近平承诺了三个“不会变”：“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这些修辞显示了一种立场，即朝鲜半岛的自主性越强，越有利于中国的安全；以历史传统为依托，承诺对于朝鲜的责任，有利于半岛和平进程——这一进程不仅涉及萨德问题和美军撤出问题，而且涉及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和东北亚的区域整合。回顾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和漫长的伊朗核危机，美国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放弃已经达成的协议，转而动用武力。如果没有中国、俄国等大国对于同一进程的介入和承诺，就无法提供朝鲜方面的安全需求，而安全需求正是启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必要前提。基于19世纪以降大国平衡的教训，任何大国的安全承诺都必须是在尊重朝鲜半岛自主性的前提下的承诺，因此，寻找一种透明开放的国际框架，以确保这一前提，十分必要。在朝韩双方的自主决定与充分考虑朝鲜的地缘安全需求之间，必须找到一种充分发挥南北双方能动性、制约单极霸权主导的平衡点。

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可以也应该扮演重要角色，但必须面对战后的历史遗产。Bruce Cumings于2017年秋季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从1945年至今的七十多年间，太平洋战争的最大遗产之一是东亚地区强烈的相互仇视。战争期间，美国仇视日本、红色中国、朝鲜共产主义者、越共等敌人，这些“敌人”也敌视美国。当专家们用日本奇迹等术语表述日本的成功秘诀之时，日本的反美主义已经很稀薄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敌视，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对日本的警觉。不同于西欧的情况，东亚地区的历史问题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时刻可能因为当代局势的变化而转化为负面的历史资产。日本帝国主义之历史并不是敌视或仇视的唯一根源，真正导致这一敌视状态持续化的是隐藏在“自然化”和“无害化”的秩序和心态中的再造敌视状态的霸权性构造。在这种霸权性构造的持续化下，敌视状态可能因多种因素而发生局部缓解，却不可能彻底消退，且随时构成对和平进程与缓和趋势的阻断和逆转。在“中国崛起”引发了区域关系变化的时刻，美国主导的对中国的国际遏制战略也势必导致情感关系的转化。在面对这一重大国际局势变化的进程中，中国尚未找到推动和平进程的最为有力的理念和方式。可以说，东北亚各方对于一个和平东亚的到来都明显地准备不足。

如何推进和平统一进程与区域整合

2018年，朝鲜半岛在极为危险的军事对抗局势下赢得了一个转向和平的契机。这一契机也可能是推动东北亚全面和平的新起点。但无论世界格局，还是区域格局，均处于瞬息万变的时刻。因此，需要动员各种力量，推动和平进程。这里不揣冒昧，提出几点粗略的建议或思路，供进一步讨论。

首先，由于南北双方是在不同制度条件下谋求和平统一，一个加速但不是短促的进程是必须的。朝韩、中朝、中韩、朝美、韩美的磋商和首脑会谈形成了一种态势，朝俄、韩俄，以及朝日的会谈也在计划之中。这一进程需要保持加速的态势，才能维系和改变朝美间的脆弱关系，并为这一关系提供多面的支撑。但加速不是速成，必须在长期进程中设定阶段性目标，协同建构未来框架。为了维持这一态势，朝与韩、美三方签署终战协议，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只有在终战状态下，双方的公民才有可能自由地互访，不仅实现被分离家族的团聚，而且为和平统一奠定前提。

其次，在沿着无核化方向实现军事和解的同时，实现全面关系正常化，在维持朝鲜自主前提下，帮助其经济发展。在朝鲜方面做出切实可行的无核化承诺之后，应该以谈判方式取代经济制裁，重启开城工业园，促进韩国与朝鲜的经济整合。在中国方面，应该提供更多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发展新义州与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合作。在朝、韩、中、日、俄等区域国家共同参与的条件下，启动新一轮的东北亚区域整合，促进南北双边和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及俄罗斯远东区域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以多方参与的方式，建设包括铁路和公路网线（如南北朝鲜之间的高速铁路并与朝中铁路、朝俄铁路贯通，同时对旧的铁路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在内的互联互通的新模式，超越目前单极霸权主导的区域和全球秩序/无序。

金正恩访问中国

第三，和平统一将是一个漫长的进程，政治统一是其中关键的一环，但并不是全部。在政治统一形成之前和之后，如何改变和摒弃南北双方由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历史所形塑的偏见，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实现双方在历史认知、社会心理和文化上的和解，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这方面，不妨参考中国的经验与教训。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生活方式的差别也日渐缩小，但分裂势力在政治上推动的“国家建构”运动，以文化建构的方式渗透在媒体宣传、中小学教科书和其他形态的文化领域，成为台湾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大陆方面，关于台湾的研究主要限于台湾研究的专门学者，在大学和中学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其他方面的内容也较少涉及台湾。这一格局是在内战、冷战的历史中形成的，但至今没有根本改变。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大陆，内地与香港的联系日益密切，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整合极为迅速，但香港年轻一代的中国认识极为肤浅，有关中国的基本认识仍然深受殖民主义历史、冷战历史的影响，而在中国大陆，对于香港青年运动的兴起及伴随其中的分离意识，大多数人感到困惑和不解。无论是朝韩之间的认识，还是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之间的相互看法，都不只是在双边关系中形成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关系所塑造的。因此，媒体和教育内容的改革不仅是双边关系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新认识19世纪以降、尤其是20世纪及当代世界的问题。如果不能彻底地清理殖民主义和冷战的遗产，根本性地扭转敌对和歧视心态，民族和解就难以真正实现。

最后，和平统一进程是一个民族主体的再造过程。正如2000年首次南北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北南共同宣言》所说，“南北双方同意通过全民族的共同努力自主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是一个基本共识，在分割六十多年之后，作为新的政治范畴的全体朝鲜人民不可能只是南北人民的叠加或总和，而且必然是新的政治主体性的诞生。因此，探索形成这一新的政治主体性的进程，也就是探索实现民族统一的道路。这一探索应该比诸如联邦政府或松散式联合政府等政治形式方面的设计更为宽广，超越狭义的政治统一，而寻求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新途径。正如个人主体性永远是一种互主体性一样，民族统一或新的政治主体性的诞生不可能是孤立的事件或进程，必然涉及全球与区域关系的变化和重组，因此，政治统一进程与新的区域整合和全球关联的进程势必是相互重叠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之间的关系困境不仅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条件下不平等发展的结果。在中国大陆方面，如果不能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出一套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更加公平、更加融合也更加尊重文化多样性、更有利于生态保护、更能够提供人们创造活力的发展道路，就难以突破沉重的历史包袱；在台湾和香港方面，如果不能对于东北亚区域内不平等状况以及台湾、香港的战后经济发展，置于冷战构造内部加以审视，就无法摆脱殖民主义和冷战史观投射在其中国认知上的巨大阴影。

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新加坡进行会晤

对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而言，殖民主义历史和冷战状态对于朝鲜的经济困境与韩国的依附性发展的根本影响已经深深地烙印在由媒体、教育等所创造的社会心态之中。为此，不仅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或在台湾海峡之间，而且在整个东北亚区域，展开重新认识当代世界、探索区域和平和自主发展道路的讨论，是极为必要的。从南北双方的敌对状态向新的“我们”的过渡，不仅需要在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超越危机重重的新自由主义版本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且需要探索重塑区域关系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南北双方的和平统一进程在汲取双方和共同历史遗产的同时，更需要在探索新道路的过程中并肩前进、相互融合。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关于民族认同与统一的共识极为珍贵。这一共识意味着和平统一进程可以在民众普遍参与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只是少数政治家、精英人物之间的策略权衡或大国平衡的结果。这一民众普遍参与的状态是和平统一进程的自主性的基础。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应该也可能成为推动整个东北亚地区和平进程和区域整合的契机。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8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