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印人党这几年的许多政策，都是饮鸩止渴的棋行险着，任由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将印度撕裂。

印度的撕裂至少可以在三个维度上发生——用宗教分化印穆，用集权瓦解联邦，用发展开启民智。多管齐下，包治百病。

用宗教分化印穆、从穆斯林手中夺取更多的权利，这正是印人党这几年干得特别起劲的事儿。中央集权是社会改革的前提条件，莫迪政府现在进行社会改革的阻力重重，正是因为受到印度宪法的制约，集权程度不够高。可是中央集权这种事情，在印度这种内部矛盾复杂的国家又往往会形成恶性循环——集权程度越高，就会有越多的异见；越多的异见，就会需要越高程度的集权来压制。

明知是条不归路，印人党也铁了心要走下去。

他们先是宣布废除宪法第370条修正案，从印度唯一以穆斯林为主体的查谟克什米尔邦（Jammu and Kashmir）夺权——我这里说一下，印度原来的宪法第370条修正案，正是我之前说到的中央政府和地方上妥协的产物，鉴于查谟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情况，中央政府原本给邦政府保留了大量自治特权，相当于印度的“一国两制”，废除这个修正案引起的强烈反弹可想而知——更复杂的是，查谟克什米尔还是三国争议领土，莫迪政府无疑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才敢下这个狠招，不仅提前派军队进行了包围，还对当地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断网。

然后呢，莫迪政府又通过了《2019年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使用歧视性的宗教识别方式排除了邻国穆斯林寻求庇护的权利，同样引发了大规模抗议。

印度民众上街抗议《2019年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图/ANI）

大家如果了解印人党及其上级组织RSS（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他们这群人特别有理想有情怀，有着特别崇高的献身精神；出任印度总理的RSS成员，无论是之前的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还是现在的莫迪，都是苦行僧般的禁欲主义者，能够以身作则地践行宗教信条，以种族灭绝南亚穆斯林为己任，志在将南亚还原成为一片纯净的印度教大陆。

印人党如今已经成长为了世界第一大党，我们要相信他们一定有能力也有魄力，制造出更为尖锐的印穆冲突，使印度内部形成一股强大的分离势力。按照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性，他们不把穆斯林搞成二等公民恐怕不会罢休。在印人党的统治下，印度在世俗化方面的倒退其实已经初露端倪——更大范围的禁酒、禁止杀牛——时代越是进步，宗教意识形态越是需要通过变得更加保守来进行抵抗。

同时这几年印度在民主制度上开倒车开得很厉害，中央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为借口变得越来越专断独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遭到各种形式的扼杀；对示威抗议人群进行武装镇压，导致了五十多人死亡；甚至动用起了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煽动法案对记者、学生等提出指控……

除此之外，印度学术界的自由也被明显削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RSS学生成员开始在全国各地校园内进行“学术审查”，用暴力威胁高校师生不得讨论印人党政府认为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宗教相关的话题。不难想象，在印人党的治下，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私货，被添加到基础教育中。

这种倒退是民粹政治的必然。民主制度和威权领导人相结合大概率会产生民粹政治，而印度的这种民众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的传统社会，一旦形成民粹政治几乎必然会导致世俗化和民主化的倒退——是印人党选择了民粹，也是民粹选择了印人党。

支持印人党及莫迪的集会（资料图/印媒）

所谓民粹政治，乃是政客投底层民众之所好而产生的一种极端民主形式。印度会出现民粹政治，可能与进入20世纪后印度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有关。过去二十年里印度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增长，被边缘化的群体增多，这些边缘化人群需要在民粹政治中寻找身份认同、分享治理国家的权利。这些群体不免会将自己在生活上的失意归咎于外部因素，其个人在宗教文化问题上的立场，会激发出他们的“种族敌意”。

印度教民族主义此前在印度并没有太大市场，正是随着民粹政治得以兴起。民粹主义一旦形成了宣传态势之后，由于其极强的情绪煽动性，支持者就会不再局限于边缘化人群，可能遍布社会各个阶层。

民粹的兴起正是人类愚蠢的证明，即便是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也很可能对世界的运转方式以及一些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认知不足，会更偏爱杀伐决断的“政治强人”，用简单粗暴快意恩仇的方式去解决一些事实上非常复杂的问题；民粹政治通常会引发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执行暴政需要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因此民粹能够给政党带来一些集权的好处；而那些在民粹政治中脱颖而出的“政治强人”，往往会通过塑造民众的“敌人”并对“敌人”展示强硬的态度来维持自己的声望，以获得更多的权力。

在印度的民粹政治中，“穆斯林”和“中国人”都是非常理想的“敌人”形象——“穆斯林”是印度教徒心灵与精神上的敌人，“中国人”则是印度“主权完整”和“经济发展”的敌人。

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叙事中，中国不但对“印度的领土”虎视眈眈，还企图通过“经济侵略”掠夺印度的财富。在最近对VIVO公司的调查中，印度执法局居然宣称VIVO公司可能存在的资金转移行为，“是为了破坏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并威胁国家的完整和主权”——这种完全不着边的上纲上线很明显是为了迎合民粹情绪。

想要构建国族认同，要么有足够长的时间，要么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外部危机，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足够强大的中央集权，通过国家暴力机器强制加速国族认同的构建——正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因此，中央集权对印人党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一旦能够实现，无论是社会改革还是国族认同构建，都可以加速实现；然而印度的议会民主联邦制这种分权制度却有些先天不足，要进行中央集权首先要进行制度改革……

概括起来说，就是：没认同集权不了，没集权认同不了；没改革集权不了，没集权改革不了。假如印人党在国族认同尚未构建好的时候就强行进行改革和集权，反而可能会动摇印度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基石，导致联邦的解体；可假如不进行改革和集权，国族认同构建又可能永远都无法完成。

由此可见，印度在国族构建的道路上充满了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