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是一个全球帝国竞争时代。不但荷兰和英国等海上强权崛起，欧亚两大陆地强权——东端的清和西端的沙俄，也在此时崛起。如前所述，俄罗斯的东进主要受皮毛贸易的巨额利润刺激。历史学家们认为，在彼得大帝财政改革前，皮毛贸易利润占据俄国国库收入的大约10%。皮毛同样刺激着荷兰、英国和法国拓殖北美，两大新皮毛来源地——西伯利亚和北美，进一步激发着他们对市场和商路的开拓。但皮毛本身并非最终目的，欧洲探险家以皮毛贸易赚取的财富，来资助另一项更大的事业：开发通往中国的商路。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认为：“抵达中国之梦，是一条想象之线，它贯穿了早期现代欧洲挣扎着摆脱孤立、进入广袤世界的历程。”在欧洲国家的拓殖中，恐怕只有俄罗斯的东进，同时达到了获取皮毛和开拓商路的双重目的，它是早期全球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不过在17世纪后期，俄罗斯在远东的拓殖，遭到清帝国在黑龙江流域的遏制。对于清朝而言，东北边疆作为满人发祥之地，有着极为特殊的政治、社会、礼制、宗教及经济意义。在清朝崛起的过程中，清政权成功吸收或征服了诸多蒙古部众，逐步统御了内亚草原地带。近年来的“新清史”学派，不断强调清政权的内亚性质，以区别于一般汉人王朝。但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其东北欧亚的特性。清对满洲（盛京、吉林、黑龙江）的统治方式，既不同于中原（六部制），也不同于蒙、疆、藏等其他内亚边疆（理藩院制），而是以八旗军府制为主导，夹杂其他机制。直到1905年以前，几乎所有将军都来自八旗满洲或八旗蒙古。

因此，清对大黑龙江流域地区的政策不同于俄罗斯。在大部分时间里，清政府把吉林、黑龙江的林区划为封禁之地，将其与辽东农区和蒙古牧区相隔离。其结果是，当俄罗斯不断向东向北开拓，甚至抵达阿拉斯加时，清辖下的东北欧亚地区则受到相对严格的保护，大部分地区直至19世纪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

清俄17世纪在黑龙江的军事冲突，导引出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双方边界和人员往来规范。这项以欧洲耶稣会士和蒙古通译为谈判中介的条约，是欧亚国家间最早的外交协议之一。换句话说，帝国对于边疆的争夺，催生出现代世界中最早的国家间领土协议之一。可见边疆对于现代世界的塑造绝非边缘性的。清俄协议的结果，是俄罗斯的扩张被遏阻于黑龙江外。1727年，清俄又签订了《恰克图界约》等，建立了两国之间的边贸联系。恰克图（买卖城）成为中国和欧洲之间除广州之外最重要的商埠，它直接刺激了穿越蒙古草原的欧亚商路，并间接开启了蒙古地区的城市化。

俄国在17世纪的远东开拓还带来第一次俄日相遇。很久以来，日本遇险渔船常常在堪察加半岛搁浅。1697年，一位名叫传兵卫的日本失事船民，在堪察加遇到俄罗斯探险家阿特拉索夫（Vladimir Atlassov）。传兵卫被他带到圣彼得堡，并成为俄国最早的日语教师。从此，越来越多的俄国商人和使者来到虾夷地区或者日本本土。在佩里黑船到访之前，他们是除荷兰人之外，日本获取现代欧洲信息的另一个途径。

《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及英、汉译本 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三）现代阶段：边疆转型的延续性

19世纪和20世纪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工业化在全球的扩展时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权力相互争夺，以获取领土、人口、市场和资源。对于东北欧亚而言，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这种冲击史无前例。现代性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多边的边疆。

近代二百年来，俄（苏）、日、中、朝、韩、美在此地展开的多边争夺，在此无须详细介绍。不过应注意的是，东北欧亚，特别是大黑龙江流域这一边疆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以这种多边争夺为背景展开的。在此提出五项最为显著的转变：

第一，当地人口构成变化巨大。俄罗斯通过1860年、1875年分别和中国、日本签订的条约，获得了外满洲乌苏里江以东领土和库页岛。俄罗斯对远东的开发，吸引移民从各个方向涌来。在这种地缘格局变动下，为了加强对东北的控制，清政府逐步开放东北，移民实边。除了鼓励汉人移入吉林、黑龙江等地，清还容许朝鲜人开垦图们江及鸭绿江北岸荒地。这一移民趋势在伪满洲国时代又被日本殖民者以集团部落移民方式进一步强化。截至二战结束前，中国东北已移入2000万汉人、近200万朝鲜人和166万日本人。毛泽东时代的北大荒开垦和工业建设可以看作是东北移民在当代的继续。同样是应对俄罗斯威胁，日本从明治时期开始殖民北海道和千岛群岛。到1945年，有超过350万日本人移入北海道。俄罗斯远东地区从1860年到1940年，不但容纳了数百万乌克兰、西伯利亚和俄中部的移民，而且吸引了20万朝鲜人定居（他们后来被强行迁往中亚）。这些移民人数大大超过本地居民，而原住民则成为少数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欧亚吸纳了周围各个民族国家的扩张，传统生产和生活模式被改变。随着大量农业移民的到来，以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海港及城市），过去的森林地带同时经历了急速的农业化和工业化。中国东北和日本北海道成为粮仓，滨海边疆区和北海道的渔业工业在俄、日举足轻重，矿业和林业亦成为本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中国东北建成20世纪东亚最先进的重工业基地之一，朝鲜北部也集中了半岛上的重工业。这些新的进展并非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它们是对本地生活方式的彻底改造，在社会和生态意义上更为深刻。

第二，尽管区域内国家间争夺激烈，但边疆的现代转变却呈现出一个未间断的持续过程。恰恰因为地缘政治竞争，国家成为地区建设的主导者，而且每个力图争夺该地区的国家都积极参与。中国东北的工业化是一个典型例证。东北的工业建设始于清末新政改革，其后的北洋政府在20世纪10—20年代继续投入。在日本殖民时期，日本大大加快了将伪满洲国变为帝国工业基地的步伐，他们所留下的大量工厂、机器、技术及工人，后在解放战争中为共产党全面接收。当地的工业经验和经济思想，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做了深刻的铺垫。此外，东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建，成为共和国工业建设最重要的引擎。同理，二战之后在日本和韩国出现的国家积极制定产业政策、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由有着“满洲经验”的技术官僚带回，实际上是伪满洲国“统制经济”在战后的延续。因此，东北欧亚的现代化转变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个过程展现出不同的历史和意识形态面相（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但脱离这一历史延续性，我们无法理解本地区的现代转变。

第三，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中，此边疆不可避免地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计划经济。一方面，本地产品（大豆、大米、煤、木材和工业制成品）直接供给全球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各个国家深度介入其内部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试图将这片处女地建设为现代国家的工农业基地。国家主导的建设项目，如道路、铁路、能源、农垦、重工业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刺激着移民的流入。不论是在伪满洲国、日本、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韩国，还是朝鲜，本地经济都带有很强的计划性，科层体制也较为发达。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言，东北模式曾是整个中国计划经济和工业社会的模板。通过国家主导的“三线建设”等工程，东北的知识、技术、管理、产业力量又大量“反哺”中西部，使许多过去缺少工业的地区在改革开放时期至少有了加入更大市场、参与竞争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高纬度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在各个国家中的相对偏僻的位置，以及紧张的区域政治关系，也使得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在东北欧亚缺乏持久吸引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东北的市场化改革，将大量国企私有化，造成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双重困境，东北大批人才、劳动力流失。很多论者不考虑本地发展的内在历史动力，而将失败简单归结于当地人在长期计划模式下的思想保守，这忽略了保守背后深层的历史、社会及经济等结构性因素。

第四 ，边疆的转型离不开地方自主性和跨境合作。东北的工业化，以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为例，该工程（包括其分支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的完成，深刻改变了东北欧亚的政治、经济和生态景观。它集合了来自俄罗斯、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工程师、劳工、管理者、供货商和技术人员，因而不是单独一个政府或一个族群可以完成的项目。另一个例子是，中国东北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成为重要的大米产地，主要是因为朝鲜移民经过多年实验，将日本稻种成功施种于寒冷地区。此后，中、俄、日都在此地普及稻米耕作，本地主食亦由粟变为大米。本地自主与跨境合作，对于今天地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多边边疆地区，单一国家很难凭一己之力建成繁荣的地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