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古帝国之前的古代

东北欧亚是众多阿尔泰或突厥语系族群的诞生地，其中许多族群，比如肃慎、秽陌、扶余、东胡、乌桓、靺鞨、高句丽、室韦、契丹、女真等，逐渐融入或合并于其他族群。还有其他一些族群，如满、雅库特、赫哲、鄂伦春、达斡尔、科里亚克、鄂温克、楚科齐、尼夫赫、阿伊努等成为今天中、俄、日等国认定的少数民族。这些族群的边界其实很不清晰，本地族群之间，以及他们同周围的汉、俄罗斯、蒙古、韩、日等民族之间，既有很大重叠又相互涵化。本地族群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他们大多从事渔猎、采集和游牧的生产方式。当然，在中国东北南部和朝鲜本岛北部，一些人群也从事农业生产。考古发现，本地人群的社会政治组成各异，有的形成了国家，有的则没有。但直至蒙古帝国设立辽阳行省以前，没有任何政权将东北欧亚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管辖体系。当地人建立的王朝国家统治这片疆域的不同部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高句丽、渤海、辽和金。

东北欧亚的早期历史主要记录于中国史书。官订历史突出中原王朝和匈奴王朝之间在华北、蒙古和中亚的地缘冲突，而在东边，位于大黑龙江流域的不同部落政权（乌桓、鲜卑等）往往被视为中原-匈奴博弈中或敌或友的第三方。历史学者大多认定，在这一早期阶段，来自中原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最为显著。汉王朝在今天的中国东北南部和朝鲜北部设立了汉四郡。到了西晋时期，随着高句丽的崛起，四郡荒废。唐王朝在公元668年联合新罗推翻了高句丽，随后唐朝不但控制了鸭绿江和图们江两岸，而且和黑龙江中下游的土著建立了宗藩关系。与此同时，其他邻近政权也试图在此处扩张，日本将军阿倍比罗夫、数次征讨北海道的肃慎和虾夷人，但他对朝鲜半岛的入侵遭到唐-新罗联军的挫败。

尽管周围的中央集权政府都将此地视为边缘，但大黑龙江流域实际是沟通东亚社会的关键点。通过战争、贸易、移民和政府间往来，这一地区不但将中原、日本和朝鲜半岛连接在一起，而且把东亚和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连接起来。以宗教为例：从高句丽到蒙古帝国的所有本地政权，其信仰体系都杂糅了外来的佛教和本地的萨满教（有时也有道教），说明这里交融了来自南亚、东亚和中亚的文化影响。此地还是跨欧亚贸易通道的重要枢纽，是欧洲与朝鲜半岛和日本沟通的必经之地。有记载的日本列岛与中原的往来，最初就是通过汉四郡。其后，高句丽更是与周边频繁接触，包括其西方的中原诸政权，南方的百济和新罗，北方的勿吉／靺鞨，以及东方的日本。渤海国则在8—9世纪交于唐王朝和日本。辽金两朝不但深入中原腹地，而且和中亚、西亚、东欧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在今天的斯拉夫系语言中，原指契丹的“Khitan”一词仍是中国的名称，显示了东北欧亚政权在大陆两端都曾有着巨大的历史影响力。更不用说，起源于黑龙江源头鄂嫩河流域，最终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对沟通欧亚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角色。

现代之前的东北欧亚政权有别于中原、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上的国家，有着与众不同的社会政治特色（比如游牧半游牧的生活方式及萨满信仰等）。但是在今天，这些政权的历史都被收编进中、日、韩、蒙等国的国族史，随即在这些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挑起历史冲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和韩国间关于高句丽的争端。争端的实质，是高句丽这个消失了1200多年的古代国家，其历史究竟属于中国还是属于韩国。双方都拒绝将之视为一个单独的地区政权，一个同时接受（并拒斥）来自中原和半岛南部影响的国家。尽管今天中韩双边贸易规模极为可观，但时代错位的历史叙述所引发的政治对立，仍然严重侵害了双方的互信合作。与此类似，中国和蒙古国之间关于蒙古帝国及元朝的不同叙述，也是这种“收编”带来的后果。

（二） 地理发现与帝国竞争

15—17世纪是世界史的转折点。学者们通常将西欧国家的全球扩张称为“发现时代”（age of discovery），强调海上探险和商路开拓最终将所有人类社会整合进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主角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刺激欧洲“发现”世界的两个重要动机。其一是开辟通往东方（印度、中国、东南亚）的新的商路。这个动机至少部分来自于《马克·波罗游记》里关于蒙元王朝这个东北欧亚政权的描述。另一个动机则是随着16、17世纪全球变冷而来的对名贵皮毛（当时誉为“软黄金”）的持续需求。这两项动机将东北欧亚纳入急速全球化的贸易网络，而在这个网络中，大黑龙江流域实际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近年的历史研究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中国并非是这个重大转折年代的旁观者，明朝初期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和其后的欧洲海上开拓有着非常多的相似性。

亦失哈

几乎与郑和下西洋同时发生的另一个探险活动，则相对不怎么知名。这就是由另一位宦官亦失哈率领的对黑龙江流域的开拓。1409年，永乐帝在今天的俄罗斯特林设立奴儿干都司，以管辖黑龙江及松花江流域诸部落。1411—1432年，亦失哈作为钦差，率明朝船队，十次出巡奴儿干，所及之处远达库页岛。与郑和的航海类似，亦失哈沿河流的航行探险有着复杂的政治、军事和商业动机。明朝的战略意图，是和女真部族建立宗藩关系，获得当地首领的支持，以进一步消除北元蒙古的威胁。明朝对这一广大地域的统治，沿袭了唐代的羁縻政策，依靠对地方首领的册封和赐予贸易特权，来获得政治归附。亦失哈在此地前后长达9年，不但和女真部族建立紧密联系，而且还接触了尼夫赫、阿伊努和其他本地部族。他的出巡明显强化了北京和奴儿干之间的政治、社会及商业联系。尽管奴儿干都司于1434年裁撤，但其辖下的200多个卫所大多延续下来，直到建州女真在17世纪统一该地区，改女真为满洲。

明朝的东北探险应当置于全球的、区域的和当地的框架下认知。首先，以全球史框架看，和郑和下西洋一样，亦失哈巡奴儿干也是明代中国扩展政治影响力的一项举措，它将东北欧亚整合进了一个联系更为紧密的世界中。以朝贡和边市为形式的商业往来，强化了大黑龙江流域与中原、朝鲜和西伯利亚的社会经济联系。东北出产的马匹、西伯利亚的皮毛、中原与朝鲜出产的食物和铁器，成为最受欢迎的商品。不同女真部族间为了获得与明朝的边贸特许权而相互争夺。努尔哈赤建州女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正因其逐渐垄断了这一特权。其次，从区域角度看，在亦失哈巡查的同时，朝鲜也北拓领土至图们江中下游，室町日本则扩张至北海道南部。三个东亚国家都以北拓来填补蒙古势力收缩后留下的地缘权力真空。最后，奴儿干都司的建立和维护，实际是由本地女真部族建议，并由自身为女真人的亦失哈监督实施的。这说明在边疆和首都的关系中，地方主动性是关键的因素。东北欧亚门户的设立，从来不是单向的、自上而下强加的，而是国家和地方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