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经贸关系

1949年7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商谈新中国的建设问题，并寻求援助。8月，斯大林派科瓦廖夫为团长，率领由200多名副部长级以上干部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顾问团，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等进行了最高会谈，希望订一个“又好看又好吃”的协议。好看就是要做给世界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要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经过长达近3个月的、在国际外交史上不常见的艰苦博弈之后，中国迫使苏联做出两项重大让步:

一是用新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替换了1945年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二是迫使苏联同意按中国的要求归还中长铁路和旅顺港。

此外，《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10年偿还贷款及利息。

利用苏联的贷款，中国购买了大量经济建设所急需的物资与设备，最后落实引进了150多个工业建设项目，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到1954年，与苏联签订的援建项目共计达到156项，通称“156项工程”。“156项工程”建设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开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大工业的骨干，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美国实行“禁运”以后，我国许多历来向西方国家出口的物资都转向出口至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为了满足苏联等国的需要，我国在出口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苏出口商品以华北和东北所产的粮油和大豆为主；到1952年逐渐增加了钨、锑等有色金属，以及茶叶、生丝、肉类等的出口。这些物资补充了苏联当时比较缺乏的食品供应，提供了苏联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是我国在当时经济还有许多困难的情况下，对苏联的巨大支持。

为了保证对苏联等国的出口，回击美国的“封锁”，我国制定的出口原则规定:

战略物资如钨、锑、锡、锰、煤炭、焦炭不准输往资本主义国家，次要战略物资如铁砂、牛皮、山羊皮等可以往资本主义国家少输出或不输出，必要时用以换回我国所缺乏的战略物资；战略性较弱的物资，如桐油、猪鬃、生丝、粮食等尽先输出苏联、东欧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

为了保证进出口贸易的需要，在国内市场供应偏紧的情况下，1955年初国家计划委员会一度做出内销服从外销的决定，特别将对外贸易部经营的丝绸茶叶、畜产等商品做了内外销平衡，其他商品也排了队。

由于我国迅速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我国外贸不仅总额逐年增长，而且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的比重有所增长。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工业的发展，出口商品中工业品的比重逐年增长。

大力发展同亚非国家、地区的贸易关系

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便于美国用压价收购和推销剩余产品等手段与东南亚各国进行不等价交换。这使东南亚国家对“封锁”“禁运”日益感到不满。

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英联邦国家中最小的一个国家——锡兰(今斯里兰卡)。美国压迫锡兰政府，要求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橡胶给美国，却要锡兰以市场竞争价格向美国购买大米。锡兰政府不甘于受“禁运”政策的束缚，表示愿意向中国供应橡胶，换取急需的大米。

我国即邀请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来华商谈。两国于1952年10月4日签订了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12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这个长期贸易协定的签订，是我国反“封锁”“禁运”斗争的一大胜利，在亚非国家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对于打破“封锁”“禁运”在亚非地区设置的障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

到1956年，我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1951年起，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西方国家。

积极开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贸易

“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较快，它们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也日益增多。在执行“禁运”政策方面，美国与英、法、联邦德国等国的分歧不断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从1952至1954年，我国通过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和日内瓦外长会议，使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952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旨在谋求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我国充分利用这次重要会议，打开对西方国家贸易关系，打破“封锁”“禁运”。

至1952年底，与我国签订贸易协定、协议合同的有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比利时、芬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智利等国家，总值达2亿美元以上。

1954年4~7月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外长会议上，我国政府代表团主动找英国有关人士交谈，表明中国愿意同英国发展贸易关系。英国工党成员威尔逊牵头向我方发出邀请，我国当即组织了贸易代表团访英17天。

随后，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的工商界和银行界也先后派代表团到日内瓦同我国商谈贸易。1955年，我国对西欧国家的贸易较1952年增长了3倍。1957年5月，英国决定单独放宽“禁运”。1958年，我国对英贸易总额有了明显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