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化的背景下精英倾向于放弃大众

在经济不是那么全球化的时代，精英意识到自己与国家及民众密不可分，20世纪下半叶之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国家的发展、稳定与强大，是精英们利益最大的保障，所以精英们更加愿意为国家与人民考虑长远。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及人口全球流动的时代，精英则缺乏这样的认识。

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是跨国公司。发达国家的企业受惠于本国提供的各种基础条件，理应回报。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资本投向发展中国家以追求更大的利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本国的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当然，这还可以认为是大势所趋，无可指责。问题在于，这些跨国企业还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把利润放在海外，减少对国家及社区的税收回报。

这方面著名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长期把利润置于国外，或到一些避税天堂缴纳税收，而不愿意回馈美国自身。

长期以来，苹果公司一直利用美国与爱尔兰的税法漏洞逃避税收。爱尔兰近年来为刺激经济增长，把公司的税率降到很低。本来按照正常的纳税额度，苹果需向美国政府缴纳35%的税收，但苹果的逃税机制却使其缴税金额降到利润的5%左右，有些年份甚至低于2%。

因为苹果存在严重非法避税问题，2016年8月，欧盟裁定“苹果公司向爱尔兰补缴145亿美元税款”。2017年，苹果海外市场利润为447亿美元，实际缴税额仅为16.5亿美元，仅占利润的3.7%。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而言，这样低的税收都是无法维持国家的基本健康运行的。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亿万富翁巴菲特。巴菲特公开宣称美国的富人应为社会做更大贡献，应缴纳更多税收，但他本人就很少纳税。巴菲特曾在2011年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主张实施较高税率，他甚至指出：“我秘书交的税居然比我还高”。

美国对冲基金大佬Dan Loeb就曾在一次会议上指出：

“我喜欢读巴菲特每年给股东的一封信。我喜欢将他说的话与他的行为作对比。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喜欢批评对冲基金，但是是他却拥有了第一家对冲基金。他批评激进投资者，但是他却是第一激进投资者。他批评金融服务公司，但是他却对金融服务公司进行投资。他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缴税，但是他自己却在想着法子地避税。”

共和党议员就回应巴菲特说：

“你觉得税率低了，你就少搞点避税手段，多交点税”。

巴菲特（资料图/东方IC）

《纽约时报》曾经撰文指出：美国的现代税务体制漏洞百出，一对夫妻甚至可以通过钻税务体制令总共1100万美元的遗产不被征收任何税费。另有研究表明，美国的个人财富越高，缴税越低。如果一户家庭资产在500万美元以上，就可能通过精明的律师把遗产规划做得很妥帖，税务部门基本收不到遗产税。

导致的结果就是：在美国，亿万富翁们普遍不纳税，国家负担越来越多地置于中产阶级的身上，让其不堪重负。现在美国看似强大，但也是泥足巨人，内部矛盾日益尖锐，随时可能倒下。

四、中国的精英与民众的矛盾也可能强化

在过去40年里，伴随着国家的高速发展，中国各个阶层都极大受益。总体上精英的获得远大于民众，但是民众同样具有极强的获得感，所以精英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还不是非常激烈。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日益走入困局，中国的社会发展也已步入“三期叠加”阶段，外部环境也将日益严峻，蛋糕要做大越来越不容易，普遍受益将会越来越难，形势的发展迫使在特定的时候某些阶层必须要做出一定的牺牲。

在这种情况下，近几年国家出台各种措施保障普通民众的利益，保证民众的收入继续增长，而部分精英的利益则因为经济的调整而相对受损，至少增长得不是那么快。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精英对于如《流浪地球》一类宣传集体主义的文艺作品，看不上眼，甚至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精英虽然作为个体很强，整体能力却比较弱势，更容易受到损害。民众作为个体虽然很弱，但整体行动的能力却很强，而且更不可控。

精英们应该深刻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虽然远比一般民众要优秀得多，但是自己的利益并不能脱离民众太远。自己的利益与民众及国家在整体上是一体的，国家发展了，民众的基本利益得到维护，自己的利益才可能实现保障。因此应该主动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积极引导民众共同前进，而不是鄙视大众，把大众视为群氓，也不应把大众当成斗争的工具，煽动和利用民众打击对手，损害集体利益，破坏整个社会的发展。

精英之所以为“精英”，首先应该是因为具有远见卓识，而不应该被眼前的小利蒙蔽眼睛。精英们应该认识到，自己永远在分配中居于优势的地位，所以不应该追求那些不正常的优势地位和不应有的利益。

明朝末年，士大夫们安处尊荣，却贪婪无度，拒绝承担国家义务，上害国而下虐民。最终当然带来的是巨大的灾难，国破家亡，生灵涂炭，自己往往也没有好的结果。这样的教训，精英们应该永远铭记。当然，现在回头，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