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亲”“清”政商关系的难点

习总书记提出，政企之间要建立“亲”“清”政商关系，也就是说政府要为企业服务，为企业提供好的服务，要亲商、帮商、富商。总书记为什么提这个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政府官员不敢接近企业。数据显示东南沿海省委书记视察企业的次数，2010年为二十多次，2011年最高峰差不多是三十七次，2012年达到最高峰四十多次，2012年以后呈断崖式下跌。因为开始反腐败了，没人敢去企业，连省委书记都不敢去企业调查；2016年谷底，以后再没有恢复，尽管2017年、2018年有所好转，但仍然没有好转。

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下行，掉到两位数以下，经济总体蛋糕在缩小，最关键的是房价下跌。房价决定了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决定了地方政府的饭碗，地方政府70%、80%都来自土地收入，房价剧烈下跌时说明地方政府钱越来越少了，现在地方政府要帮企业也帮不了。毛振华事件、张方成事件、黄鸣件都和土地这个背景紧紧相关。政商关系变成零和博弈，容易导致政企伤害。

政企关系要建立新型亲清政商关系真的很难？难在哪里？症结在哪里呢？我想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太多。

吴敬琏就说“中国是个管制型市场经济”，有人总结为一句话“严苛性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管没问题，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管企业，但不能管得太多。

第二，企业家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权缺乏保障。

企业家最担心的不是市场风险，而是政策风险，是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准确地说是政府监管和法律法规的不确定性。中国有很多法律法规是不完善的，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但毕竟还没有建成。民营企业最需要“六稳”：稳就业、稳投资、稳外贸、稳预期、稳人心，其中最重要的是稳人心。稳人心最主要的是稳住企业的两个权利：人权和产权。

第三，官员和商人的地位不对等。

自古以来我们就是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序，山西乔家大院是著名的票号，即便山西人赚了再多的钱也要捐给父母买一个官，哪怕给他死去的爷爷也要买个官，这样才能光宗耀祖，换句话说商人永远没有高的地位。这样的条件下你很难做到政商“亲”和“清”。

第四，意识形态一直存在。

这是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一直存在障碍。80年代也不是民营经济发展一马平川，一直都有意识形态障碍。

怎么建设新型政企关系？

接下来我简单总结一下，前面都是问题，有什么对策呢？我从几个方面简单谈谈自己的想法。

第一，“亲”“清”政商关系难做的最重要原因是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太多，我认为就要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应该明确，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应该是主，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是辅，主次要分明。

第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力推“竞争中性”原则。我研究发现凡是政商关系关系比较好的地方，民营企业越发展，经济越好，一般政府倾向于“放水养鱼”；相反，政商关系关系不好的地方，往往民营企业比较少，监管严厉，导致“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因此营商环境恶化。今年年初，我们发布了一个中国城市政企关系排行榜，对全中国25个城市做了排行。得分越高表示政商关系越好，得分高的基本上是东南沿海。前10名里除了北京还有邢台，全是南方城市，东莞最好。

第三，切实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杜绝有罪推定。经济案件不要随便刑事化，法学家蒋德海做了研究，中国的刑法和民事有关的条例就有50多条，这在世界各国是罕见的。一般情况下，市场经济应该以民法为主体，换句话说凡是市场能解决的，尽量让市场解决，不要随便用公权力介入，一旦用公权力介入，很容易发生腐败现象。

第四，推进政策的规范化、透明化。政府是不掌握市场信息，但掌握了很多政务信息、项目信息，这些信息应该公开化。

第五，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强政企互动。

很多人觉得，我们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以后政府要和企业保持距离，类似欧美式的政商关系。我认为中国在文化、制度、法律上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更有可能学的应该是日本。日本的文化和我们同根同源，日本的做法是政企合作，日本政府在指定产业政策时，官员要和行业协会代表一起磋商，在此过程中媒体全天监督，防止合谋，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模式。

第六，政府要有契约精神和平等意识。

平等意识非常重要，没有平等意识就不会有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就谈不上法治，又怎么会建立公平、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呢？

第七，荡涤传统官商文化的陋习影响。

第八，解放思想，重新认识执政基础与合法性问题。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还是要重新提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精神的核心、精髓、瑰宝。习总书记在2016年谈到“亲”“清”政商关系提到“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发展民营经济。允许民营企业人员入党，也正是稳健的执政基础，从执政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上解决民营企业的地位，将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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