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让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不解的是，他们眼中的好学生，却始终没有走上美国的道路。一个在近代历史上如此向往西方的国家，却始终没有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而且现在美国人的期待似乎越来越落空。美国人曾经对“中国人民”寄予厚望，但是现在却变得失望，以至于有人认为这已经不是一场意识形态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

近几年，美国一部分自称长期致力于两国关系友好的学者，开始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L. Shirk）曾经多次抱怨，现在在美国为中国说话越来越难，美国人对中国态度恶化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并且对中国的现状感到“惊讶”。

曾经对中国政治发展有过积极评价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对中国的看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并且辩解说，不是他自己变了，而是“中国变了”。沈大伟教授尽管喜欢对中国指指点点，经常对中国学者的观点表示不屑态度，但是他坚信自己对中国的友好情节是发自内心的，他“真诚地”希望中国走上一条他希望的“正确道路”。

类似的学者在美国还有很多，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哈佛大学和纽约大学法学专家孔杰荣（Jerome Cohen）等，他们几十年前就转变了对中国的观点，但依然以对中国“友好”而自诩。

在美国的知识界，批评中国也是有潜规则的，有的话可以讲，有的不可以。我总结了相关的三个特征：第一，违反美国政治正确的话不能讲，例如不能从文明、种族视角来攻击中国；

第二，对中国人民表达失望的观点不能讲，尽管有的保守派人士内心持这种观点；

第三，破坏知华派在中国人脉关系的话不能讲，否则会损害主流知识界的既得利益，以至于遭到他们的集体打压，学术圈之外的人或许有可能说一说，但是学术圈的人不敢。

知华派何以“惊讶”于中国的现状？

如果粗略地把美国知识界大体分为左派和右派，那么可以发现，左派有传教士精神，经常宣称对中国友好，他们认为有能力改造中国，也喜欢批评中国，尤其要对着中国人批评中国。而右派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不太关心，他们更多的是从美国国家战略的视角出发，讨论针对中国的具体政策，有时更容易克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国家利益的阻碍。

知华派有固有弱点，大多数知华派对中国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美国中心主义的基础上的。他们实际上是认为，只有中国接受美国的经验、采用美国的模式、听从美国的教导、融入美国主导的秩序，才可以真正繁荣和强大。他们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不考虑中国的实践经验，而是将西方的逻辑强加在中国的事实之上。

例如，美国的知华派和友华派们经常说，他们喜欢中国的这个政治人物，不喜欢那个政治人物；这个时期的中国是进步的，那个时期是倒退的；中国这样做是对的，那样做是错的。尽管他们的逻辑能够自圆其说，但是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认为的中国一些看似不合理的做法，恰恰是中国人民从自己的政治实践、长期摸索和反复试错中产生的，中国国家建构的过程和美国自下而上的赋权逻辑有根本不同。

美国的很多知华派的确是发自内心地对中国“友好”，但本质上他们的“友好”是建立在对中国不尊重的基础之上，是一种西方中心式的傲慢，夸大某一国价值观的普遍适用性，却无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信仰体系和实践过程。他们否定中国的成就，在他们眼里，中国在西方模式之外取得的一切都不算成就，中国在“普世价值”之外不可能走和平道路。他们评论中国，就好像是在博物馆里欣赏生物标本，虽然他们确实很喜欢，但却无视生命体的演化过程。

最近一些知华派和友华派，似乎默认了对中国“接触”失败这种说法，并且将责任归咎于中国。但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美国从来没有真正尊重过中国的主权完整，对中国的“接触”是不认真的、不彻底的，2019年美国对香港做的一件件事情，只能导致中国各界对美国的失望。这种偏见，妨碍了知华派们准确预测中国，难怪观点总是处处碰壁，总是在美国国内遭到批评，他们的遭遇是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造成的而不是中国造成的。

当然，并非所有的知华派都囿于偏见，像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rles Freeman）在分析中国问题时都能置身于中国的具体情境之中。还有一些人是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国的人脉关系而表面上不敢得罪中国，但他们并未真正从历史制度演变的角度来分析中国。

与一部分长期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相比，米尔斯海默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似乎对中国的了解更为透彻，对中国问题看得更为深入，事实上比知华派们更加知华。他很早就指出，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视角看待中国并制定战略，根本不可能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很多人觉得米尔斯海默是反华的，但在笔者看来，他恰恰比那些知华派更为“友好”。他所谈论的“中国威胁”，不是价值观和文明意义上的，而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实力。换句话说，他的理论对中国和西方是一视同仁的，他对中国共产党合法性来源的理解也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没有像多数知华派那样将美国的逻辑强加于中国。

但遗憾的是，米尔斯海默在美国是孤独的，美国政界和主流战略学界受到自由主义偏见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他们依然在犯米尔斯海默所反复指出的错误，例如在台湾和香港问题上消耗权力而非联合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离岸制衡”以有效打击中国的软肋。

米尔斯海默看待中国，视角犀利而毒辣，却赢得了中国同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