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孟维瞻】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二战期间，对日本人的性格进行了深入剖析。她的报告被美国政府采纳之后，有效地指导了美国对日本的战争，并且在战后成功改造了日本。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一书，曾经引发轰动。尽管现在看来这本书已经过时，但当时它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贡献极大。

美国的汉学界似乎并未出现一部《菊与刀》这样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成功著作

然而，研究中国似乎比研究日本困难得多。美国学者对中国的分析和预测，似乎总是被证明与事实不符，期待总是“落空”。历史上，美国政府、智库和大学中的“中国通”往往会卷入争议，一代又一代“知华派”总是遭受美国国内舆论的指责。有人说，知华派们向政府提供了不准确的情报，误导了决策，以至于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一错再错，最终使得美国在今天的亚洲地缘政治中处于不利的局面，有人惊呼“麦金德的噩梦即将实现”。

虽然不能说所有的“知华派”都是“友华派”，但是历史上绝大多数能熟练使用汉语、经常访问中国、在中国居住和生活过、富有人脉关系的政治家和学者，对中国往往深有好感。最著名的有二战期间的史迪威将军、外交官约翰·谢伟思，以及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他们都曾经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以及对蒋介石腐败政府的憎恶。1949年之后，这些人被指责为破坏美国国家利益，欺骗了公众，使得美国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以至于“丢掉了中国”。在麦卡锡时代，他们首当其冲，有的被清除出政府和大学，有的备受污名化。

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因为同情中国而遭到反华右派的不公正对待

美国“知华派”对中国态度的变化

几十年来，美国知华派们对中国性质的判断，一直主导着美国各界。美国政府曾经多次试图改变对华政策，但是无法得到主流学界知识上的支持，因而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在20世纪90年代初，老布什和克林顿曾经试图对中国施加压力，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但知识界认为，美国完全可以使用温和的、低成本的方式引导中国的发展方向。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的前八个月，他已经摆出了要和中国对抗的姿态，但9·11事件之后，美国迅速调整战略，使得之后的八年成了冷战后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这也是因为美国学术界、战略界有充分的知识积累，政府没有采取与之相悖的政策。2008年之后，美国政界和知识界展开了针对“中国是否正在变得强势”的争论。2015年左右，美国国内再次展开对中国的争论，强硬派取代温和派占据主流。

但要指出的是，即使在今天，极端反华派仍然没有占据美国政界和学界的主流。强硬派（或鹰派）不同于极端反华派，二者之间的分歧，要大于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的分歧，极端反华派与这两派同时为敌。

最近有两封公开信很著名，一个是2019年6月《华盛顿邮报》刊发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很快有人又搞了一个要求美国与中国对抗的公开信。前者的签署人，包括美国政界的知名官员、企业家和学者，既有温和派也有强硬派；后者主要是退役的军官、情报人员，以及7-8个名不见经传的学者，还有很多是没有任何身份的人。尽管很多人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没有在任何一份名单中签字，但可以肯定的是，主流精英依然主张对中国采取“接触”（engagement）政策，只不过方式比以前变得更加强硬。

美国政商学界知名人物发起“中国不是敌人”百人信签名活动，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也签了名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发表的几篇文章。他将美国学术界分为“大国通”（大战略家）和“中国通”（知华派）。他认为，历史已经证明，知华派们大多对中国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和判断，而大战略家在几十年的预测则得到了验证，例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普林斯顿大学的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宣称要如何尊重知华派，但使用的是嘲讽的语气。

布兰兹教授或许有一定道理，知华派喜欢炫耀他们在中国的人脉关系，但忽视了国际政治中最为根本性的变量因素，如权力结构。虽然他主张二者应通力合作，才能应对中国，但是他似乎夸大了知华派和大战略家之间的区别。

布兰兹的一位同事说，美国的很多战略错误并不是中国通们造成的，例如卡特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里根时期的国务卿黑格都是大战略家，但他们在对苏关系上把“中国牌”看得太重了，以至于对中国做了很多不必要的让步。布兰兹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另一位同事告诉我，他的观点虽然独特而且很吸引人，但远远不是美国学术界的主流。不少知华派最近几年已经调整了对中国的看法，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温和派，但并不主张“遏制”中国。

与中国“接触”的主张早在艾奇逊任国务卿的时代，就已经有一定影响力了。美国精英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持温和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坚信中国最终可以自己拥抱美国价值观，因此美国只需要“帮助”中国朝那个方向走即可。

在美国人看来，在整个非西方世界中，中国最有可能被改造成为基督教国家。中国政府和民间从19世纪开始的一系列行为，如洋务运动、西学东渐，以及朝廷和民间一致自发的反儒批孔运动，使得美国人坚信中国与他们的文明是非常同质化的，甚至美国人觉得他们与中国的“共享价值”要多于与他们曾经一度痛恨的欧洲旧大陆。

1911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非西方世界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而当时的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都是君主政体，欧洲有一半以上的国家也不是民主政体。一战时期，中国加入协约国一边，反对同盟国，前者大多是相对民主的政体（除了俄国之外），后者几乎全部为君主专制政体。二战时，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达到了顶峰，罗斯福坚定地维护与中国的亲密盟友关系，认为美国可以通过中国的支持来主导战后的亚洲秩序。

即使在1949年之后，美国主流的知华派依然认为，要同情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腐败的蒋介石政府被中国人抛弃是合理的，但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明不相容，只要给以足够的时间，中国必然会重新拥抱美国价值观和模式。尽管美国政客在语言上攻击中国，但美国对华政策几经波折却始终没有摆脱艾奇逊的遗产。

1905年美国向中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建立清华学堂和选拔赴美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