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妇女权益和少数族裔的政治宽容

塔利班在赋予妇女权利的态度上也有所让步。其发言人表示妇女是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女性接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权利，将很快宣布开放各阶段女性教育的计划。目前阿富汗疫情蔓延，药品、设备和医务人员短缺，卫生系统濒临崩溃。

塔利班当局表示认可女性在国家各领域特别是在医疗和教育领域的作用，在其要求下，公共卫生部的女性员工和女性医护人员已经返回岗位，全国的小学女生已返校接受教育，部分省市的女子中学已重新开放。

虽然目前塔利班对保障妇女权益、尊重媒体自由、禁毒的承诺尚未完全兑现，撤销妇女事务部并表示女性不会进入内阁或担任高级别职位的言行也引起争议与质疑，但也不可否认其言行出现了明显积极的转化迹象。

塔利班内部结构呈现族裔多元化特征，和少数族群达成政治和解并展开多方位合作。首次执政失败后，塔利班为拉拢各少数族裔部落势力，开始淡化宗派主义并在反美口号下逐渐占据道德优势。

海巴图拉·阿洪扎达（Haibatura Ahunzada）担任领导人后，从战略和战术上都进行了重要变革，提倡伊斯兰主义和阿富汗民族主义，赦免放下武器的敌对势力，接受各族裔阿富汗人加入塔利班，使其内部民族结构产生了较大变化。

为了联合哈扎拉人打击“伊斯兰国”，塔利班主动缓和与伊朗关系，并允许恢复卡尔巴拉朝圣与阿舒拉节，与什叶派的关系得到明显改善。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与2000年相比已经改变方向，根据伊斯兰教法尊重人权和少数民族，向什叶派兄弟保证他们不会受到歧视。

塔利班一改以往对少数群体的敌视态度，承诺尊重所有阿富汗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反对种族和宗教歧视冲突。这不仅可以提升新政权的包容性形象，增强政治合法性，也可以拓展它在少数族群中的影响力，缔结同周边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利益攸关方国家的友好关系。

塔利班在组建包容性多元政府问题上积极阐明主张，提高了政治透明度和信任度。对反对派特赦和政治宽容也是塔利班被阿富汗社会接受的一个证明。美国撤军之际，塔利班承诺特赦前政府官员，发起由800多名宗教领袖和各派政治领导人参加的大支尔格会议（Loya Jirga），共同协商确定政体与国体。

临时政府成立后，塔利班吸纳了少数族裔和来自北部各省的代表担任过渡政府副国级和部长级职务，如乌兹别克族人阿卜杜尔·萨勒姆·哈乃斐（Abdul Salem Hanafi）任副总理，塔吉克族人卡里丁·穆罕默德·哈尼夫（Qari Din Mohammad Hanif）任经济部长，卡里·法西胡丁（Qari Fasihuddin）任陆军参谋总长。

临时政府名单公布后，引起国内外舆论热烈讨论，其中一部分人表示对其政治立场有了新的认知，但也不乏大量批评其包容性不足的声音。虽然国际社会对塔利班的温和政治话语仍存质疑，但世界主要大国提出了要求与期待，各邻国也加紧施加积极正面影响并展开了初步援助和经济合作，联合国也表示正在准备解除制裁。

从目前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情况来看，塔利班的外交能力已有大幅提高，其温和化策略和政治行为已初见成效。

据阿富汗黎明新闻1月28日报道，阿富汗塔利班要求禁止女性参加下月大学入学考试。

三、塔利班意识形态演变的影响因素

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变化是阿富汗局势的客观现实和高层领导人主观认识的结果，也是当代伊斯兰思潮与地缘政治环境的形势所迫。

（一）历史的教训积累与现实的政治诉求

再次掌控政权后，温和的政策宣示反映塔利班从以往执政的失败中吸取了经验教训，而中东阿拉伯各国的政治现状也提供了前车之鉴。

第一，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阿富汗问题的解决。塔利班首次执政的失败说明仅依靠宗教信条并不能走出治理困境。新政权想要获得国内普遍认同，就必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承担结束内部冲突、清除恐怖主义和让民众摆脱极度贫困的重大责任。

第二，融入主流才是实现国内和国际层面政治和解的正确方式。严苛的刑法和残酷的压迫行径不仅违背伊斯兰教精神，被伊斯兰主流社会抨击排斥，而且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和反抗，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与孤立。

第三，发展才是阿富汗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顺应现代化潮流，以发展促和平，才能避免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避免导致国家失能、经济停滞，才能进行有效良好治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面对塔利班新政权，中国、俄罗斯等亚欧10国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14国传达了一个共识——承认其政权合法性取决于其在建立体现所有民族政治利益的“真正”包容性政府和维护人权方面的行动。

塔利班接手的是一个深受诚信、安全、治理、发展四大“赤字”危机困扰的阿富汗，想要恢复在国际社会的合法身份，解除经济制裁和海外账户冻结，缓解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恢复阿富汗重建，就必须拿出诚意，尊重少数族裔和女性儿童的权利，放弃极端意识形态并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这是塔利班回归政治主流必须面对的政治现实和可以选择的唯一路径。

（二）“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影响力

塔利班宗教领袖是身份凌驾于政治领袖之上的最高权威。这一职位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拥有对军事、政治事务的最终决定权的国家元首“埃米尔”，也是拥有宗教事务和舒拉议会领导权的苏非精神导师。

据有关人士分析，相较于激进保守的奥马尔，现任埃米尔阿洪扎达的思想相对温和。他是一位伊斯兰知识渊博、造诣深厚的教法学家，因维护塔利班的团结统一而在各部族中威望极高，具备魅力型领袖特质。

阿洪扎达任埃米尔以来，指挥与国内外各方势力斡旋，极力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阿富汗问题。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前夕，他也传达了愿意和世界各国建立“良好、强健的外交、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意愿。

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图源：time.com）

此外，属温和派阵营的最高政治领导人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Abdul Ghani Baradar）是倡导政治谈判的主要推手，一直致力于为停火在内的多项事务铺平道路，以实现阿富汗的持久和平。

2018年特朗普政府要求巴基斯坦释放巴拉达尔来负责多哈谈判，事实也证明了巴拉达尔发挥调解的重要角色。

他带领多哈政治办公室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达成撤军协议，与特朗普政府签署了历史性和平协议，完成了与拜登政府、与阿什拉夫·加尼政府以及与北方联盟领导人之间的谈判。

进驻喀布尔时，巴拉达尔下达了特赦前政府官员并要求他们继续履行职责的指令，命令塔利班成员不得清算报复。

阿洪扎达高超的政治权衡之术与巴拉达尔灵活变通的政治策略和包容开放的外交立场是致使塔利班趋向温和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阿洪扎达担任宗教精神领导而不直接参与具体行政事务管理；强硬派在临时政府权力构成中占据上风，与温和派存在政治主张分歧；中央政权与地方舒拉关系松散，政令无法上行下效。鉴于以上情况，担任代理副总理的巴拉达尔要顺利推行其温和内政外交理念将面临不小的阻碍，但温和派力量在重大决策中的话语权仍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