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泰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

虽然泰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再无机会实现翻转。东亚产业链变迁的潜在方向，对于泰国而言，可能包含着前所未有的特殊机遇。当然，这些机遇要发挥积极作用，依然需要以泰国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为条件。

上述东亚产业链自21世纪初以来的大变迁，在当前逆全球化大环境催化之下正呈现进一步加速与深化的趋势。具体而言，近年来日本索尼、韩国三星等大型跨国企业将其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先后转移至越南、柬埔寨等国，其实是东亚产业链下游地带竞争加剧的进一步表现；而2019年7月日韩贸易摩擦的爆发，虽然是以历史纠纷为导火索，但其深层次原因则是日本对于韩国在半导体跨国产业链地位攀升的忌惮与打压，这也是东亚产业链中上游竞争激化的一种外在表现。简言之，随着相关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趋同，未来东亚产业链内部的“等级”可能日趋模糊，国家间产业转移也不再表现得像过去一样简单与分明。

此外，长期以来，东亚产业链的生产属性更为突出，它在全球层面通常作为一个整体，扮演着“生产端”的角色，以区别于作为“消费端”的美欧地区。因此，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打击，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所引致的世界经济裂变状态，也将对东亚产业链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东亚本土市场的发掘，即本区域生产的产品可能更多地面向本土市场，以及东亚产业链上游环节的回缩，具体表现为高端的研发与设计环节可能失去美欧的技术与智力支持，而需要更多地依赖本土技术。这种冲击在短期内可能增加东亚产业链维系的压力与扩张的难度，但从中长期来看，也将推动东亚产业链向更加全面且独立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新时期东亚产业链变迁的趋势之一。

东亚产业链变迁的这两个潜在方向为泰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些机遇有助于保证泰国不被排除在东亚生产网络之外，或者确保中短期内泰国在东亚产业链中的既有地位不后退。

第一，在东亚产业链中处于最上游位置的日本，基于路径依赖与历史联系等多种因素的考量，在当前的产业链变迁中依然保持对泰国一定的投资热情，使泰国的制造业不至于在越南等国的崛起与挑战下全面衰退。2017年，在泰国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规模稳步扩大的背景下，日本依然是泰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日本对泰FDI流量占当年泰国外来投资总量的40.48%。

第二，与之前东亚产业链的变迁不同，当前的东亚产业链变迁包含着经济规模庞大且具备全产业链优势的中国的强势崛起，而且中国的主导作用正日益突出。从客观条件来看，如今中国已逐步贯穿东亚产业链上、中、下游各个环节，中国既可以成为上游国家，发挥对泰国等发展中经济体的扩散效应，又可以作为下游国家，充分消化来自其他经济体的中低端产业转移。就主观意愿而言，现阶段中国具有扩大对周边国家的经济辐射，以抵御中美战略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需求，以泰国为代表的外交倾向性不突出的国家，是中国加强经济外交与强化产业链联系的主要对象。简言之，中国因素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泰国在东亚产业链变迁过程中所面临的压力。

然而，正如前文分析框架所总结的规律所示，这些机遇只是有助于减弱“产业迁出”对于泰国产业发展的负面冲击，泰国要从根本上摆脱产业结构固化与“中等收入陷阱”的桎梏，还需要以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为支撑。但是，从近几年泰国的产业政策看，其政策方向尚未发生根本性的调整，这意味着泰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面临较大障碍。

近年来，巴育政府开始对一些产业政策作出调整，但总体上并未突破此前维持传统产业的基本框架，或者说未能在扶持新兴产业的政策取向上实现实质性突破。巴育政府先后颁布了国家20年发展战略规划和第十二个国家发展计划（2017—2021年），提出了“工业4.0”战略，推进东部经济走廊（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 EEC）建设，并以提高创新能力与技术水平，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作为新时期的产业发展目标。从政策取向来看，上述举措确实是推动泰国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有效对策，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泰国成功落实这些产业政策依然“任重而道远”。

以EEC建设计划为例。2016年，巴育政府使用“宪法第44条特权”颁行了《东部经济特区法》，随后启动东亚经济走廊建设计划。该计划旨在加强泰国东部三府（北柳、春武里、罗勇）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的产业（包括食品加工、新型汽车、信息技术、智能电子、高级农业及生物科技等）入驻泰国，从而促进泰国整体产业的转型升级。以此为目标，泰国政府推进EEC建设的第一步是完善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基建项目是EEC高铁。该铁路将地处曼谷的素万纳普国际机场和廊曼国际机场，与位于芭堤雅的乌塔堡国际机场三大关键的交通节点连接起来，目的在于实现曼谷和东部经济走廊三大府的全面贯通，这也是泰国境内继中泰铁路之后的第二条高铁，对于泰国经济发展而言意义非凡。

EEC高铁项目在2018年3月获得批准并启动招投标工作，计划在2023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该项目在确定中标企业与签约的环节就已经前行艰难，其根本原因与中泰铁路一波三折的缘由较为相似，即受到泰国内部多方势力的干扰。此外，由于东部经济走廊建设计划的启动是在巴育使用“宪法第44条特权”的特殊条件下实现的，今后该计划及其相关项目的落实可能会由于合法性问题而面临一些阻碍。2020年下半年泰国数次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泰国政治的内在矛盾依然较为突出，未来巴育政府调整与落实新产业政策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挑战或阻碍。

综而述之，虽然东亚产业链变迁的最新方向可能为泰国实现产业升级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新的机遇，但由于泰国现阶段无法从根本上调整产业政策方向并对其进行有效落实，其在中短期内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桎梏的难度依然较大。

5. 结论与启示

东亚产业链变迁是东亚经济体产业与经济发展特有的外部动因。本文总结了东亚产业链变迁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关联。本文的结论与泰国的经验对于越南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第一，东亚产业链是本国产业与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尽管东亚产业链变迁对本国发展的影响总体上既有机遇又有风险，但不能由于风险的存在而寻求脱离产业链，相反，要通过鼓励跨国贸易与投资等方式来保持本国对东亚产业链的深度嵌入。

第二，相关国家的政府在东亚产业链变迁过程中需要形成一定的主动作为意识。虽然产业链的形成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产业链上的单一国家（尤其是下游国家）一般难以独立主导产业链的演进，但对于东亚产业链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一国并非总是完全被动，而是可以调节产业政策，适时扶持国内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终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