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东亚产业链变迁与东亚国家产业发展：一个分析框架

基于上文的历史梳理，在东亚国家或地区中，截至目前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为日本和“四小龙”，陷入陷阱的国家代表是“四小虎”，其他国家跨越或陷入陷阱的前景未定。根据东亚产业链变迁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两个方面的规律：

第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表现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与之相对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则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的低端固化。因此，探讨东亚产业链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内在关联，实际上就是厘清东亚产业链变迁如何影响国内产业发展。

第二，除最早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外，东亚国家或地区从经济起飞到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少需要经历两次东亚产业链变迁。第一次是“产业迁入”的过程，即产业链上游国家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至本国，其结果通常是本国的工业化起步与经济起飞；第二次是“产业迁出”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上游国家（有时也包括本国）将加工制造环节从本国迁移至新的下游国家，这是决定该国能否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时机，也是我们讨论东亚产业链如何影响相关国家跨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应关注的焦点。对于东亚各国而言，“产业迁出”是相似的外部条件，但在各国内部产生了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固化的结果分化，说明相关国家应对“产业迁出”的对策有所不同。从目前已经确定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组经济体来看，产业政策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产业迁入”与“产业迁出”的不同意涵

对于单个经济体的产业发展而言，东亚产业链变迁是必要的外部动因。不过，东亚产业链变迁的两种情形——“产业迁入”和“产业迁出”的影响应该分开讨论。其中，“产业迁入”的影响更为简单清晰，它更多地表现为推动本国工业化起步的动力；“产业迁出”的影响则相对复杂，它同时作为国内产业转型的动力与压力，也是相关国家跨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环节。

“产业迁入”背景下的工业化起步通常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崛起并逐渐成为本国的经济支柱。在此基础上，“产业迁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对衰落，这主要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为国内更高端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空间，这也是“产业迁出”本身所包含的机遇。历史上，包括日本和“四小龙”在内的经济体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都必须以产业竞争力较低、要素禀赋更为初级的国家为支撑。20世纪60-70年代东亚产业链的初步成型，是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的过程；80-90年代“雁行模式”的确立，则包含了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的过程。这两个阶段的共同特点在于，日本和“四小龙”先后出现了以资本密集型产业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显然，如果没有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日本和“四小龙”内部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将继续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扩大上，资本密集型产业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可能难以成长起来。

第二层含义是传统优势产业参与者利益受损，国内产业部门之间的矛盾明显扩大，经济与社会发展风险加剧，这是“产业迁出”可能带来的压力与挑战。同样在上述两个阶段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别是日本和“四小龙”既有的优势产业，将这一产业迁出，意味着依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群体（主要是劳工）可能面临失业风险，短时期内相关国家协调社会矛盾的压力有所增加。日本和“四小龙”在“产业迁出”的过程中无不经历过社会矛盾激化的过程。

总体而言，“产业迁入”促进国家工业化起步与经济起飞的过程相对而言更易于实现，因为这一过程一般是一国被动融入东亚产业链的过程，该国一般只需被动接受相对上游国家的低端产业转移即可实现工业化起步与经济起飞。而“产业迁出”推动相关国家实现产业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难度更大，对于该国政府的有效作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产业政策：调节“产业迁出”对国内产业发展的影响

“产业迁出”对于国内产业发展的影响更显复杂，厘清这种复杂性的关键在于回答以下问题：“产业迁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促进一国产业转型升级，在什么条件下又会导致产业结构固化？从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来看，在“产业迁出”影响国内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产业政策发挥着关键的调节作用。

在本研究中，产业政策指涉政府“积极或消极参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的生产、经营、交易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的市场形成和市场机制”，即介入特定产业成长与发展过程的政策，其目标是改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国家总生产中的比例，在工业化时代还包括制造业内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分布。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决定“继续发展某一类战略工业，还是改行转产”。产业政策的具体工具包括财政工具（税收）、金融工具（贷款和投资）与行政工具（许可与管制）三大类，一国政府主要借助这些工具实现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

关于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最具影响力的成果之一是大野健一的赶超型工业化（Catching-up Industrialization）四阶段论。他将东亚国家的工业发展过程划分为外资初步进入、外资集聚、技术吸收和自主创新四个阶段，当一国达到技术吸收阶段时，一般意味着该国对资本和技术的吸收已渐趋饱和，大致也相当于本文提出的“产业迁出”阶段；在此前提下，大野健一强调，一国从技术吸收到自主创新的跨越是最难以实现的，因此政府旨在推动技术创新的积极的产业政策（proactive industrial policies）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产业政策本身包含着根据产业发展现状与时俱进调整产业发展方向的内涵。

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中国香港除外）在东亚产业链变迁的“产业迁出”情形下，都在不同程度上践行了大野健一的产业政策理念。这些经济体的产业政策方向总体表现为集中资源扶持新兴产业（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崛起。一般而言，总体上不占据优势的新兴产业部门一般较难吸引到私人资本的注入。在此前提下，新兴产业部门的崛起只能依靠政府的政策倾斜。从具体国家的情况来看，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产业政策虽然在工具的选用上各有所异，但其基本方向总体上都经历了从“扶持重化工业（同时减少对轻工业的支持力度）”到“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变迁过程，这与相关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经过是相契合的。

根据上文“产业迁出”为国内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分析，日本等国家或地区这一种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得以实现：第一，及时填补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与衰落后产生的产业发展空间，使“产业迁出”所带来的机遇转化为现实；第二，协调国内传统与新兴产业部门之间的利益矛盾，即化解“产业迁出”所包含的挑战。在大野健一的分析中，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能够得以有效落实，必然包含着一定的“强国家”以及政府协调私人部门能力的积极发挥等前提，其内在隐喻在于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传统产业衰落与新兴产业部门崛起过程中的固有矛盾。

综上所述，在“产业迁出”的情形下，一国若能有效实施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产业迁出”更倾向于对国内产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产业迁出”则可能进一步导致该国产业结构固化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3. 泰国融入东亚产业链与产业发展的过程

泰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其融入东亚产业链的过程紧密相连。二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泰国一方面在美国的援助下逐步推进经济重建工作，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国内政治仍处于较不稳定的变革期，这一时期泰国的经济发展虽渐有起色，但以进口替代型战略为指导，该国工业化规模与程度都极其有限，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状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转向出口导向型战略，依托于对东亚产业链的深度融入，泰国产业与经济发展才得以开启新的篇章。

（一）“产业迁入”与泰国工业化起步（20世纪80-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期，泰国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型转型为出口导向型，由此迎来了20世纪80-90年代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对泰国投资的高峰期。来自这些经济体的企业对泰投资的产业部门集中在农、林、矿产和水产等原材料生产业，汽车、家电等的装配制造业，以及玩具、皮革制品等轻工业部门。其中，前两类产业的外资主要来源于日本，最后一类则来自于“四小龙”等经济体。在此背景下，泰国的农产品加工业和以汽车组装和纺织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泰国也一度被视为“四小虎”中最有潜力赶及“四小龙”的国家。与此同时，泰国也实现了经济起飞，迅速迈入中等收入阶段。

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泰国工业在20世纪80-90年代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由于农业天然优势较为突出，泰国主要依托农产品加工业较早地在局部地区启动工业化。1971年，泰国就已实现工业产值对农业产值的赶超，当年农业与工业产值占GDP比重分别为24%和27%。但这种产业结构并不稳定——在随后的个别年份里，泰国出现过农业产值又反超工业的情况。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的崛起，工业才稳定超越农业，并在产值占比上迅速拉大与农业的距离。从具体数据来看，1981年泰国制造业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农业，二者分别占比22.6%和21.4%。此后制造业部门占比稳步上升，而农业部门占比逐渐下降，这种趋势一直维持至20世纪90年代初。自那以后，泰国的农业产值占比长期在8%-11%之间波动，而制造业产值占比则总体稳定在26%-31%的范围内。

泰国国内具体的产业结构特征还可以通过其出口商品结构得到反映。1985—1991年，制造业一直是泰国最主要的出口部门，在仅七年时间里，其出口额占泰国商品总出口额的比重也由49.9%迅速增长至76.8%；在制造业内部，纺织品出口额所占比重最大，这一时期基本都在20%上下浮动；纺织品出口额本身的增长幅度也较大，从1985年到1991年扩大了将近四倍。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日本扩大对泰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泰国的汽车制造业也开始崛起，汽车产量一度突破200万辆，成为世界第九大汽车生产国。

伴随着工业化起步或产业结构的初步转型，泰国顺利实现了经济起飞，其中最为直观的表现是泰国人均国民收入迅速提升，以及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参考世界银行的国家收入分界线，泰国人均国民收入1988年首次超过1000美元，并在此前后正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社会就业情况来看，如表1所示，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前期，虽然泰国的失业率略有上升，但总体而言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尽管当时泰国的劳动力仍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农业领域，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占比未能实现大幅度提升——1990年，制造业所雇佣的劳动力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仅10%，但失业率较低已足以成为泰国经济起飞时期产业发展与社会繁荣的证明。

（表1 1973—1997年泰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概况）

简言之，20世纪80-90年代的东亚产业链变迁（即“雁行模式”的形成），对于泰国而言属于“产业迁入”的情形。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和“四小龙”对泰国特定的产业转移塑造了泰国国内产业发展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