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罗仪馥】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深嵌于东亚产业链的变迁过程之中。自2017年中美贸易战与技术战先后爆发以来，越南逐渐成为东亚地区最受关注的国家之一，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于中美战略竞争如何驱动跨国公司在中国与越南之间转移加工制造业，以及如何推动越南快速实现工业发展与经济起飞。事实上，部分加工制造业从中国和东亚“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转移至越南和柬埔寨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是21世纪初以来就已经出现的趋势，只是在近年来国际经济变局的催化下明显加速。这种趋势也是现阶段东亚产业链变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上述东亚产业链变迁趋势对于越南等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似乎更为直观与明确，而对于该地区几个正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即东亚“四小虎”）而言，跨国产业链变迁的影响则显得更加复杂且富有争议。

其中，一部分较为乐观的学者或观察家认为，中美双边贸易受阻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转移可以为某些国家创造更多的参与中间产品生产环节的机会，从而扩大与推动相关国家的出口与产业转型，最终促进相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升级。另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对悲观的态度，认为中美贸易战与技术战背景下的东亚产业链与供应链调整，可能导致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生产缩水、出口下降与经济增长减速，其中最为深远的负面影响是加工制造业逐渐由“四小虎”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越南等国，将加速相关国家既有优势产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衰落以及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停滞。

上述争论的焦点在于当前的东亚产业链变迁是否有助于几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问题。由于产业结构固化通常被视为“中等收入陷阱”最为核心的实质，这些争论其实也是关于东亚产业链变迁能否推动相关国家跨越或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回应与弥合争论的有效方式之一在于回归历史，即以历史上东亚产业链变迁和相关国家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历程为基础，总结东亚产业链变迁影响国家发展的规律，再结合当前东亚产业链变迁与相关国家的具体情况，探讨东亚“四小虎”的转型前景。

而在“四小虎”中，泰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或表现最为突出：该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迅猛，曾被视为四国中最有潜力赶及“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国家；但自90年代末期以来，泰国长期处于经济增长低迷的状态，GDP增长率一度低于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此外，泰国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在“四小虎”中处于中间水平，或者说泰国在这些基础条件上不具有特殊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泰国作为案例的代表性。

(图源：泰国开泰研究中心)

综上所述，本文拟以“四小虎”之一的泰国为例，讨论当前的东亚产业链变迁是否有助于“四小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看，本文探究的是跨国产业链变迁影响国内产业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与机制。这一研究问题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1.深嵌于地区产业链的发展：东亚国家的经济起飞与升级

东亚产业链也称东亚生产网络，它是区域内国家生产分工与合作或生产碎片化的产物，也是东亚区域合作在贸易与投资等领域的集中呈现。从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面向东亚经济体进行海外产业转移以来，东亚产业链大致经历了三种形态，期间伴随着四代国家或地区先后实现经济起飞或升级，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起飞与升级又集中表现为产业的转型发展。

（一）东亚产业链成型：“四小龙”经济起飞，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向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即东亚“四小龙”）转移轻工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过程也伴随着日本对相关国家或地区中间产品或零部件出口的扩大，东亚产业链由此初步成型。这一阶段东亚的总体产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而且该地区除上述五个经济体外的其他国家也尚处于相对封闭的进口替代阶段，并未充分融入国际市场。因此，此时的东亚产业链所涉及的产业部门相对单一，所涵盖的经济体较为有限，产业链自身的环节构成也比较简单。其中，经济实力明显领先的日本占据了东亚产业链的上游地带，而“四小龙”则处于相对下游的区域（如图1所示）。

(图1 东亚产业链的初次成型（20世纪60-70年代）。说明：图中虚线指东亚产业链上、中、下游各个环节的分界线，下文图2与图3中的虚线含义与此同 图表为笔者自制)

通过承接日本的轻工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四小龙”先后开启了各自的工业化进程，并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即实现经济起飞）。在这一时期，这四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颠覆性变化。其中，韩国在1973年首次实现工业产值超越农业产值，二者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为30%和26%；中国台湾工业与农业产值占比的易位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工业产业占比于1972年也首次突破了40%；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耕地匮乏，二者的农业产值占比一直低于10%，而服务业占比在大多数年份里都位居榜首，但在此期间，两个经济体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部门）在经济中的地位也有所上升。除中国香港长期以服务业为主导外，其余三个经济体在这一阶段的支柱性产业都为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承担着带动就业、出口创汇等重任。

在将轻工业转至海外后，日本国内的主导产业也由轻工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重化工业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由此顺利实现产业与经济升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重化工业产值在GDP中占比已高达68.5%。与轻工业不同的是，以机械工业与汽车制造业为代表的重化工业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更为复杂，重化工业的崛起有助于带动其他关联产业的同步发展，比如汽车制造业可以诱导钢铁业的兴起，机械工业又能促进电力业的发展。正因如此，重化工业成为支柱性产业通常也意味着一国工业发展趋于成熟。由此，日本基本晋升成为工业化国家与高收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