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悖论：去工业化加速到来

观察者网：工业发展面临资源硬约束是中国的长期挑战，中国也已面向全球承诺双碳目标。但的确如您提到的，如果政策实施不当，反而会导致对工业运行的破坏和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新旧动能转换”背后还有一个主流解释是，中国相当大比例的工业行业还处在产业链低端，利润也比较低。随着科技进步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中国产业结构要升级，要靠科技创新培育先进产能，朝高端、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您怎么看这种主张呢？

路风：在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发达，传统产业都构成了其经济活动的主体。

经济发展是连续性，产业升级具有内生性。很容易从理论上证明，一个工业体系的工业门类越多、越齐全，则这个工业体系的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潜力就越大。

中国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当然需要更加强调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但所有的创新都以这个体系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否则就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新动能”孕育并产生于“旧动能”之中，两者的关系既不可能割裂，更不可能对立。因此，增长和高质量本来应该是相同政策目标的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的实现只能发生在另一个方面得到实现的过程，而不是对立起来的过程。如果想让经济发展过程成为“科技创新”驱动的，那么让中国工业体系能够继续发展就是“创新驱动”的前提条件。

新技术不会是“天外来物”，不存在直接来自工业之外的科学发明。因此，导致中国经济升级的创新力量不会发生在中国工业的经验体系之外，只能发生在已有的工业基础之上。

各个工业之间也没有可以互相替代的关系，芯片、软件等工业的技术含量再高也代替不了金属材料、食品、纺织等工业——连人口只有中国四分之一、且在高技术工业上最强势的美国，都发现没有传统工业不行，更何况面临在把2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任务的中国。

高端智能装备的自主创新离不开基础传统行业的发展。图为国产智能机器人正在进行音乐表演

事实上，传统工业从未停止过技术进步，而且也不会阻碍高技术工业的发展，如果新技术对于经济发展产生作用，更主要的途径是新技术与传统工业的融合。如果传统工业萎缩了，那么今天听起来无比“高大上”的智能制造就不必再想了，因为失去制造，最多就是搞点“智能娱乐”。那种声称只有去掉传统工业才能“腾出”资源搞创新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工业体系非常复杂，这些门类之间彼此都有供需的联系。我们都知道，中国拥有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呢。这么多门类的工业体系，技术在变，市场在变，没有任何人能够事先判断某个行业产能过剩了，只有计划经济才会这样做。

例如，集成电路在2021年出现全球性短缺，但2022年又出现全球性过剩。那么，政府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集成电路去产能办公室”？如果这个建议听上去可笑，那么我们对传统工业就是这么做的，本质上没有区别。

过去几年我们粗暴的去产能和转型升级，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些数据，就能得出非常准确的答案。

对比2013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和2018年第四次普查公报的数据，按照去工业化趋势有三个标准：制造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制造业固定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制造业实际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现象。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全国第三产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增加4970.4万人，增长31.3%，其中增加最多的是金融业，其就业人员净增1300.6万人，增长幅度达244.9%！

2013-2018年中国呈现出来的去工业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图表由路风教授提供。

工业化早衰是如何形成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的观点认为，技术进步不能解释工业化早衰，发展中国家是工业品全球市场的价格接受者，生产率提升只会导致提升收入并进一步扩大工业化程度。

现实的情况是，几乎所有出现工业化早衰的发展中国家，其缘由都是由错误的经济政策引发的。以最典型的拉美国家为例，工业化早衰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改革引发的。拉美国家在二战后普遍采取了大力发展本国工业的进口替代政策，但是在其已经形成工业主导的快速增长的经济模式的节点，各种内外因素推动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从进口替代转向全面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推动经济资源从工业转而流入服务业和基础原材料出口，从此拉美失去了制造业，再也没有实现过经济的高速增长。

我们也看到，即便是遭到了破坏，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工业部门仍然是各产业部门中营业收入最多和就业人数最多的部门，也是资产效益最高的部门。

按照经济普查的从业人员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13年的工业人均增加值为14.8万元，包括工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的人均增加值为12.8万元，而第三产业的人均增加值为11.7万元；2018年，工业人均增加值为22.8万元，第二产业人均增加值为18.3万元，而第三产业人均增加值为14.8万元。

显而易见，中国在工业部门依然具有巨大进步空间、经济收入水平还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就出现去工业化，就促使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部门，意味着进入低效率资源配置的“工业化早衰”状态，必将导致国民经济整体生产率的下跌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3年以来的一降再降，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失去了增长潜力，而是因为中国工业体系的增长潜力受到严重压抑。因此，如果要实现产业升级并重振经济增长，就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抛弃收缩政策，转向进取政策。

跟随范式VS强国范式：退缩还是跨越？

观察者网：如您所说，中国过早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令人担忧，单从制造业对GDP的贡献比而言，2006年就已经开始下降了。很多学者包括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已经写入“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和“十四五”纲要。但是对过去一段时间的收缩政策的反思并不多。您前面提到强国范式，具体指什么？为什么您说强国范式跟以往的收缩政策水火不容？

路风：收缩政策的根源来自中国只能跟随别人的世界观，就是不相信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外力。

我们认为，经济持续下行不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也不是个别具体政策导致的，其关键原因是一种只想讨好美国、不敢超越的“跟随世界观”左右了政策方向。当中国的经济规模一路成长为世界第二，相对实力发展到有可能动摇美国主导的世界权力关系结构、并引起反作用力时，跟随范式选择了收缩政策，以此来回避外来的“敌意”。这使得多年的经济政策重心都是围绕着收缩，架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

收缩政策并非不关心经济增长，而是把“健康”的增长看作是只有先实现“均衡”、然后再依靠市场机制，才能产生的结果。然而，正是这种“市场化”逻辑，导致严重依赖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比如去产能。

在这个逻辑下，经济增长不仅变成经济政策的次要目标，而且变成不应该通过政策手段直接追求的目标（一些担当政府决策顾问角色的学者甚至建议，应永久性放弃经济增长目标）。收缩导致经济下行，经济下行又导致调低经济增长目标，而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则引起进一步的经济下行，致使得中国经济陷入收缩螺旋。

注：2020年因疫情原因未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图表由路风教授提供。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强国范式的浮现和形成代表了中国突破“瓶颈期”的政治动力，它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抱负从政治上解除了对于发展的自我设限。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的领导人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设想，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新的“伟大复兴世界观”。它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为参照系，为中国的发展定义了一个以实现自我价值为抱负、只受制于自己能力但不受制于外人意愿的目标。我称之为“强国范式”。

在新范式之下，国家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就“顺理成章”地以党中央决议的形式，被定义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的抱负没有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没有从已经融入的世界经济中退回来的打算，但新的“世界观”并不承认现有的世界战略结构具有永恒的合理性，也不相信它会固定不变，而是认为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经受住了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的冲击后，这个新的“世界观”进一步表达了对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的信念。同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部署，“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以党的政治意志和广大人民共识的形式，奠定了中国未来发展之路必将遵循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和开放发展的原则，进一步证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中国发展的根基。

“转型假说”以及遵循其逻辑的收缩政策不符合“伟大复兴世界观”，也不符合党中央的方针。为战胜霸权的打压并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国必须重振增长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中高增速，这就要求实施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以“升级”逻辑代替空洞的“转型”逻辑。

因此，重振经济增长是党领导中国人民跨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必须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面对收缩政策造成的“积弊”，党中央领导重振增长需要启用新型举国体制。只要通过这个体制释放出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经济重振增长的势头。

中国正在进入与霸权正面斗争的阶段，这是战胜外部打压并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所不可回避的。在一切眼下的焦点背后，中国能不能赢得这场斗争的“底线”在于国内经济发展能否保持强劲有力、蒸蒸日上的势头。从这个视角看，目前党中央抓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是扭转自2014年以来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趋势，重振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