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经常会听到主流舆论说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需求不足”，其实这是收缩政策为自己辩护的一个理由。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需求与供给，或消费与生产是互相循环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个经济过程的两个方面。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关系，这种思想深深植根于创建了经济学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体现在亚当•斯密、马克思和熊彼特的理论中。

但是，需求与供给或消费与生产之间的联系被主流经济学给切断了，原因在于主流经济学的关注焦点不再是经济增长，而是市场均衡。

由于收缩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主流经济学，所以当这个政策思维宣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原因是需求不足时，也是把需求与供给或消费与生产看成是彼此互相独立的经济力量，没有看到压缩生产就必然降低需求。在这种思维框架下，才会出现“消费拉动增长”的怪论，才会把通过“去产能”等来恢复平衡看得那么重要。

产能过剩就是对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来指导中国实践的生搬硬套。

收缩政策断言中国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的依据是“产能利用率”低。产能利用率是由实际产量与产能之比来决定的实物指标，其中的产能是一个变化较慢的变量，实际产量/产能利用率则因为受到宏观经济走向和行业周期的影响，而永远处于变化的状态，而且变化较快。因此，某个时点的产能利用率可以帮助判断经济形势，但不能被用来判断长期性的产能过剩。

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他还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书面演讲时指出，“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总数不超过10亿。中国14亿多人口实现现代化将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

那么谁可以预估，当中国经济总量等于美国时，或者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学界估计为2049年左右，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中国需要生产多少吨钢铁？

就如同中国在2000-2012年所经历的高速增长，是谁都没有料到的。如果查阅当时的资料，你会惊讶地发现，2002年我们官方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估计大大地保守了。

比如在2002年11月14日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中，国家统计局官员预测说，“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2050年，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事实大家都知道了，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就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传统中国工业=“三高”产业？

观察者网：新旧产能转换的第二个背景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这个政策思路背后的重要逻辑基础是资源约束。要改变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换来质量与效益、经济与社会协调的增长方式。考虑到中国资源短缺的国情以及低碳绿色发展的趋势，这个说法很有说服力，您怎么看呢？

路风：就能源约束来说，中国不可能只依靠自己国土上的能源实现现代化，例如石油。那怎么办？就要把工业发展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使中国可以通过贸易交换打破自然禀赋的约束。按照自己家里那点煤储量来决定中国的发展是极端错误的自我设限。

如果美国、日本和德国都只能靠家里的能源发展，他们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换句话说，突破资源约束的关键是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靠新的产业替代掉旧的产业。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你不可能用芯片去替代石化、钢铁。

如果说以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去产能”为主要内容的收缩政策，怎么说也应该是短期政策；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环保、能耗不达标的企业，能够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生不息”。但为什么这一短期政策能延续这么多年，演变成对中国工业的破环性政策，值得深思。

2016年，国家三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规定，“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地方各级环保部门不得审批新增产能的钢铁项目；从2016年开始，3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等等”。

实际上，自从2015年开始实施中央环保督查制度以来，各地的企业已经全面执行国家环保法规条例，实施超低排放。而且不达标的企业已经被淘汰，并且都与国家环保部联网，实现了大数据在线监测和监测数据的自动上传，一旦超标将自动报警。

但是，“去产能”政策下的各项行政检查令工业企业不堪其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如邯郸一家规模较小的钢铁企业2019年1季度就被检查109次，有些企业检查次数更多”。这是2019年11月5日，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根据企业座谈会，向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上报的一份“关于报送钢铁企业对停限产和环保相关问题意见的函”中的内容。

这份函件中还有一些企业抱怨，“目前一些地区将停产、限产常态化，不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连续化生产的设备（如高炉），频繁启、停操作，某些地区还要求停炉时扒炉”，造成单位的资源消耗增高和污染排放增加，而“事故主要发生在生产设备启动、停止时”；“排放标准和环保设施要求变化时间间隔过短、幅度过大”等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这种外科手术式的“结构调整”，对工业体系产生了破坏性的作用。

这种产业结构调整，自由派经济学家“功不可没”。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期，自由派经济学家“发明”出增长模式理论，它以经历过“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工业特征和产业结构为标准，把中国当时以工业扩张为主动力的高增长概括为粗放发展模式，然后提出一个以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研发、服务业和信息化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增长模式，我们将其称为“转型假说”。

也正是这种“结构转型”假说，给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高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基础工业贴上“三高”标签，并以粗放式增长为由出台紧缩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增长速度下行，年均增长甚至低于新中国前三十年。

如果“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那么为什么“去产能”政策却集中于基础工业？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中国工业体系在整体上是“产能过剩”的，也没有人能够精确计算出大大小小几百个工业的“产能利用率”，所以只能挑出在直观感觉上产量大、能耗高（碳排放量大）、看上去粗重的基础工业。

事实上，从整体看，任何一个工业体系都包括高耗能和低耗能的部分。但是，如果没有高耗能的部分，低耗能的部分就无法进行生产。基础工业的确是工业体系中耗能最高的部分，但其作用是向包括高技术工业在内的所有其他工业供应能源和材料。因此，以局部的耗能高为理由去砍掉基础工业的产能，其结果必然对整个工业体系产生负面影响。

为了压缩产能、淘汰“三高”产能，实物指标考核就成为管理经济的有效行政手段。最近两年，中国因率先控制住疫情而经济形势大好，但为了完成此前定下的实物指标，有关部门更为严厉地推行限产压产政策，强行压减基础工业的产量，导致钢铁、煤炭、焦化、热电、轮胎、化工等多个行业产能利用率明显走低，下游制造业成本大幅提升。

况且，中国还存在一个产业的地区差异问题，分摊指标、“一刀切”的办法最终演变出恶果。例如，2021年7月有关部委向各省下达“减碳”指标后，陕北榆林、山西、内蒙等地的优良煤矿因为省里要完成指标而被纷纷关闭，随后就爆发了全国性的限电限产风波。  

2021年的限电风波引起国内舆论对运动式减碳的一波热烈讨论

实际上，对于什么是“新动能”、什么是“旧动能”没有过清楚的定义。在传统工业遭受冲击的同时，被看作是“新动能”而被热捧的“一小撮”高新技术工业却变成催生泡沫的投机领域。在宽容的政府监管和阶段性信贷宽松的背景下，大量金融资本涌入互联网产业，目的是在资本市场套现获利，最终迎来“资本无序扩张”的重拳治理，造成大量产能过剩和浪费。然而，那些年被热捧的“一小撮”高新技术工业并不包括今日被卡脖子的集成电路。

幸运的是，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2020年10月）开始，有关去产能的提法在党的文件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实现中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上的大幅跃升”的目标。这个转变表明党中央已经觉察到政策出现偏差，并决心以进取性方针扭转收缩政策。

2022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说：“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刹车’。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不行。”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已经成为官方用语。

可以看到，正在浮现出来的强国范式及其进取性政策，与收缩政策之间已经势同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