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分析对等关税政策对转口贸易的影响。

东盟和墨西哥是中国主要的转口地区，2018年后中国向墨西哥、东盟的出口增速，明显快于中国总体的出口增速，而且比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的增速高。假设中国向墨西哥、东盟的出口增速，快于趋势的部分，由转口贸易贡献，可算出来2024年中国对墨西哥、东盟的出口里，转口贸易分别为1700亿元、7200亿元，分别占当年中国对墨西哥、东盟出口的26.2%、17.2%。

目前中国主要的转口贸易地区，基本获得了美国90天的高税率对等关税豁免，执行10%的对等关税税率，符合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的墨西哥产品进入美国依然可享受免税，这要明显低于美国对华的关税税率。预计二季度，中国的转口贸易金额将大幅上升，抢在豁免期加快对美出口。按正常规模翻倍计算，预计二季度中国转口贸易将增加2000亿元。

三季度开始，中国转口贸易的难度可能将上升。美国进口对关税的弹性为-1.4，假设下半年转口贸易最终被加征的关税为20%，下半年转口贸易将减少约1250亿元。综合前面的计算，那么2025年二到四季度，转口贸易将增加750亿元。

两种情形下，关税政策对2025年二季度到四季度，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拖累分别为1.14万亿元、1.39万亿元。考虑到转口贸易的影响后，关税政策对2025年二季度到四季度中国总出口的拖累分别为1.07万亿元、1.31万亿元，中值为1.2万亿元。

假设剔除掉转口贸易后，2025年二季度到四季度，中国向除美国外的其它地区出口平均下降2%，加权考虑A、B、C三大渠道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在未来90天中美谈判取得进展时，中国出口同比下降7.0%；如果未来90天中美谈判未取得进展时，中国出口同比下降8.3%。

2025年一季度，中国出口同比增长5.8%。最近三年，一季度出口占全年比例平均为23%。加权后计算得2025年中国出口同比，在两种情形下分别-4.1%和-5.1%，中枢在-4.5%左右。

关税或拖累今年GDP 0.6个百分点

同样先分析渠道A和B对2025年中国GDP的影响。牛津经济研究院测算显示，美国对华关税从10%提高到60%时，中国GDP增速对美国关税的弹性约为-0.03，即美国对华关税提升1个百分点，拖累中国GDP增长0.03个百分点。

考虑到90天后关税政策存在不确定性，未来90天中国企业会加快抢向美国的出口，抢出口效应使得关税税率提升对中国GDP的拖累趋弱，假设中国GDP增速对美国关税的弹性变为-0.02。

在90天内谈判取得进展和没有取得进展的两种情况下，关税政策对2025年二季度到四季度中国GDP的拖累分别为0.77个百分点、0.94个百分点。由于后三个季度GDP占全年比例为77%，那么关税政策对2025年全年中国GDP的拖累分别为0.6个百分点、0.7个百分点。

再来分析转口贸易的影响。前文指出，2025年二到四季度中国通过东盟和墨西哥的转口贸易，将增加750亿，大约对全年GDP正向拉动0.06个百分点。

综合来看，两种情形下关税政策对2025年中国GDP的拖累分别为0.53个百分点和0.66个百分点，中值为0.6个百分点。

今年的增量政策仍值得期待

由于受美国超预期提高关税的影响，出口将出现负增长，而去年出口对GDP的增量贡献达到30%，故今年我国要实现5%的GDP增长目标，就需要有财政支出上的增量政策。

从我国过去两年看，GDP增速均是一季度表现比较强，后两个季度则明显走弱。估计今年二季度后经济受出口拖累影响会比较明显，故存量政策应该尽快落地，增量政策则要适当前置。而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促消费，因为出口下降则产能过剩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从过去的经验看，尽管促消费一直是政策的重心，但每年的消费增速却远低于制造业或基建投资，这是什么原因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消费是慢变量，促消费的政策往往不能立竿见影，另一方面由于GDP考核的主要在地方，为了完成当年的GDP增速目标，最终还是会侧重在投资方面发力。

因此，建议今后应该建立促消费的考核指标，以加快中国经济从投资向消费转型的步伐。今年的财政赤字率应提高0.5个百分点，即增加7000亿左右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促消费。

例如，以旧换新实际上就是国家补贴消费，今年规模达到3000亿元，促销费的效果不错，建议继续追加规模。但建议补贴范围继续扩大，从耐用消费品领域扩大到一般消费品，从商品消费扩大到服务消费，这样可以使得获得消费补贴的受益群体大幅增加。因为像手机、电动车、家电、家装等国补的受益人群以中高收入者为主，但中国的消费主力却是中低收入群体。

此外，以旧换新思路下的“国补”，对于没有购买耐用品需求而未获得补贴的居民来讲是否存在“公平性”问题，目前似乎没有人提出，可否发行一种称之为“可循环数字消费券”，向全体国民普发，这样既可以实现公平性目标，又能扩大消费的乘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