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服务消费占比只有45%左右，但是美国接近70%。服务消费如果能够显著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也会非常大。

我老是在想，为什么我们就不愿意延迟退休年龄呢？有一种说法是，一旦退休年龄延迟，年轻人的就业形势会更困难。但我认为，这个逻辑未必成立。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如果逻辑链太短，往往会有问题。比如美国，现在失业率水平降到了历史新低，但是服务业对就业贡献的占比达到84%，我国只有50%左右，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很大，可能（GDP）一个百分点的提升，就会增加200万人的就业岗位。

反观制造业，之所以我国制造业现在被指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产能过剩或产能利用率较低，主要就在于过分强调了制造业的发展。事实上，做强制造业、成为制造业强国和发展服务业并不矛盾，反而服务业可以推进制造业强国建设。比如以工匠精神闻名的两大制造业强国德国和日本，其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占比就在70%以上。

第二，要加强政策对经济转型的推动力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转型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达15%，已经基本上见顶了，其他国家对我国商品的各种反倾销、加征关税举措都在陆续施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自然需要在扩内需上加大力度，这是外部环境在倒逼政策调整。

另一方面，政府可能要更加主动一些。尽管一季度的数据比较好，但是风险依然存在。比如房地产，以及由此影响到纵向金融机构问题，还有地方债，我们不能因为GDP数据向好就忽视了这些方面。政策上还是要加大支持力度，尤其是财税政策。

我们很期待，高层也在反复强调，我国正在谋划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尤其是财税改革方面，应该更多把财政支出的方向从原先支持企业转向支持民生、支持居民部门。

合肥一处惠民菜篮子供菜区（视觉中国）

第三，金融跟房地产两方面的潜在风险依旧存在，我认为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三大工程”建设，对投资无疑是有拉动作用的，但对现有的房地产过剩问题而言，其实最终又增加了供给。我认为“三大工程”自有意义，但同时应当考虑到目前的整体现状，即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第四，我们还是要面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六大困难里的第一点：有效需求不足，这也是六大困难的核心点。我认为，在把握有效需求时还是需要更加精准化。当我们讲内需，往往是把投资和消费一起讲，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又往往把投资当作头等内需来看待。

我们说，消费对经济发展有基础性作用，投资对经济发展有关键性作用。但是因为我们每年都有目标，每年都很关键，而投资是快变量，消费是慢变量。到最后，说是要扩内需，实际上重心还是放到了投资，投资本身又是在增加供给，造成消费需求跟产品供给之间的不平衡，缺口一直存在。

因此，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加大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包括对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支持。要考虑如何释放3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提升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医疗保障水平、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目前也存在收入结构的问题。

我的建议是，如果不能对富人进行有效征税，至少应该对富人进行有效的消费刺激，进一步增加消费，扩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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