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高等法院的裁决让香港特区陷入管制危机，是因为香港高等法院在这个判决中指出特区政府制定的《禁止蒙面规例》的主要内容不符合相称性标准，此种做法无疑让香港特区政府陷入到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

从当下香港因修例风波持续蔓延和暴力活动不断升级而面临的严重的管制困局来看，香港高等法院的这个判决之所以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港澳办的高度关注，并且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港澳办的发言人来明确作出表态，还在于高等法院的判决内容不仅削弱了特区政府在止暴制乱方面的努力，让特区政府管治团队和前线执法的警方本来就非常有限的管制手段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在客观上被视为释放出对香港街头抗争的激进政治力量纵容乃至鼓励的暗号，产生了一种给香港激进政治力量“暗送秋波”的政治效果。

实际上，《禁蒙面法》的出台是为特区政府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特别是警方执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法律依据，该法律在制定过程中经过审慎考虑，比较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与实践，对于一些特殊情形也作出了例外的安排，兼顾基本权利自由的保障和社会秩序维护之间的平衡。

在此特殊时刻，香港高等法院决无视香港特区当下的乱局，罔顾立法原始意旨，这一裁定看似言之凿凿，实则有些信口雌黄，无疑是掩耳盗铃，闭塞眼睛捉麻雀，让激进政治力量感觉到被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不仅无益于化解香港特区当下的乱局，还造成了一种煽风点火、火上浇油的势头。

另外，由于香港过去几个月修例风波持续蔓延，暴力活动不断升级，特别是在香港社会上下正在深陷修例风波带来的管制危机与困局无暇他顾的情况下，香港高等法院却借此机会，在其判决中借《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是否符合基本法这一问题的讨论将手伸向香港特区宪制体制之争，难免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嫌，这不仅未能展示司法的理性与公正，也让香港特区司法机关缺乏司法谦抑（Judicial Self-restraint）品质的暴露无遗。

与高等法院的司法能动扩展相对比，特区政府方面的表现却相当克制。针对高等法院原讼庭裁定《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部分条款不符合基本法，质疑了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的权力，引起社会争议。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非常慎重的作出评价和表示，她认为动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制定《禁止蒙面规例》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根据观感及社会上的接受程度，基于研究、分析和研判，有清晰的法律基础。她也坦言，但过去这二十多年，在回归以后，都时常受到法律挑战。政府亦不是未输过司法复核案件，每一次都尊重法庭裁决，然后继续以司法程序处理，基本上就是上诉。

另外，林郑月娥还表示，法庭目前仍未就案件作出任何命令，并会再进行聆讯，由于案件尚在进行，现阶段不适宜作出评论。不过，留意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国务院港澳办都作了一些讲话，她自己尊重这两个机关对于裁决表示严重关注。

另外，之所以说高等法院在其判决中做出引申，将审查对象指向了特区政府制定《禁蒙面条例》的法律依据，会在香港特区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宪制危机，是因为高等法院在其判决中就《紧急情况规律条例》是否符合基本法这一重大问题做出评价和判断，超越了基本法规定的特区法院的宪制权力范围，同时也挑战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与宪制权威。

而在特区宪制层次，高等法院在裁定《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部分条款不符合基本法同时，还质疑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行使权力的合法性。从某种意义上，高等法院的这一纸判决，让香港修例风波的主题又增加了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塑造主导权之争的内容，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

香港基本法确立了行政主导的宪制体制，在香港特区新宪制秩序的重塑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特区新的宪制秩序的守护者。法院应该明确其在特区宪制体制之中的宪制角色和基本定位，应该遵守基本法的规定，尊重行政长官与其他宪制机关的权力和宪制角色，维护各个宪制机关的宪制权威。

在香港社会上下止暴制乱的关键时刻，高等法院的这一判决意味着将自己投入到激烈的政治纷争和政治漩涡之中而不能自拔，实际上，这显示出香港特区法院对自身宪制角色认识的模糊与偏差，或者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作为司法机关，如果无视香港特区基本法所确立的宪制体制和宪制架构，无视其他宪制机关的宪制角色和宪制权威，其判决不仅无益于化纷止争，还会给香港特区带来严重的管制危机和宪制危机。这对于香港特区法院而言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这一方面会将法院自身“架到火上烤”，一方面也会对司法权威造成损害。

在回归之前，香港的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活动整体上是非常克制的，几乎很少出现因为司法审判权的行使而和其他机关发生冲突的现象，但是在回归之后，香港的法院整体上却呈现出了一种司法能动的姿态，试图以司法抢滩登陆的状态对香港特区新宪制秩序的重塑过程施加自己的影响，积极的宣示其所享有的独立司法权的存在，甚至构建出一套司法者话语权支配之下的基本法图像。

2016年的时候，我曾经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对香港特区法院宪制角色的思考》，其中就专门提出，在能动的司法和自制的司法之间，香港的法院必须做出一个审慎的判断和抉择，在这个方面，香港特区法院的法官和法律人既要看到法治实践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曾经的司法能动的经验，也要看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官们从司法能动向司法自制的理性回归。我们期待香港特区法院能够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够在实践中予以把握和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