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这个想法非常好。你在现实里有没有和英语老师探讨过这个方法，或者已经开始实践了？

刘啸云：我之前讲卡夫卡《变形记》的时候，问过学生一个问题——这个不是英语，是德语——原文里格里高尔变成的那种动物，卡夫卡用的词是Ungeziefer，这个词最常见的释义是“害虫”，也有一个偏书面语的用法近于“寄生虫”。

《变形记》（德语：Die Verwandlung）是一部中篇小说，德语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1915年。 在《变形记》中，职业为推销员的主人翁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是卡夫卡最著名的一部作品之一，也包含很多象征意义，和许多不同的阐释。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跟学生探讨——如果由你来翻译，你会译成“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虫子”，还是“变成了甲虫”，还是“变成了寄生虫”？不同的翻译其实对应着你理解文本时可能有的不同侧重点。

语言本身，外语和中文的交叉视角本身，可以是一把打开文本理解、文本细读的钥匙。

母语焦虑是全球共性

观察者网：还有一个现象我注意到——中国人总担心汉语学不好，觉得因为是母语反而放松了。但现在似乎每个国家、每个语种的人都在担忧母语，可能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

刘啸云：是的。一方面，像您说的，英语是国际主流语言，用得更多，所以其他语种的人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英语。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点——英美人也觉得自己孩子的语言能力变差了。所以这个挑战可能不仅仅在于外来语言，而是在于一个语言的生态环境本身。

举个例子。我是1998年生的，读中学大概是2013年到2016年那会儿。我当时觉得，在课堂之外，其实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语言生态环境——我会去读散文、读长篇小说，会在贴吧上跟人搞三百回合。这些内容本身就需要我拆解长难句、谋篇布局、寻找论据，跟别人攻防往来地辩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书面语能力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而现在的学生，他们课堂之外的语言生态是什么？可能是短视频平台，可能是社交媒体。这种东西不需要长篇的阅读，也不需要大段的输出，提供的是一种即兴的、碎片化的、口语化的语言生态环境。那么在这个环境里，学生用书面语表达的能力好像自然而然就下滑了。

我看到有一些学生，不是他不会说中文，而是他的语言是支离破碎的，没有办法组织一个符合语法的复杂长句。有些学生不擅长论证，讲着讲着莫名其妙就滑到了一种情绪化的输出。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也就对我们的课堂教学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当课堂之外的语言生态已经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在课堂上重建另一个语言生态环境？在这个生态里让学生重新去练习和获得长篇阅读、自主创作之类的能力？

这可能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全世界共同的问题。

另外，如果看得更长远和激进一点，我觉得，在当下的语言生态下，也许“跨媒介叙事”也可以被引入语文教学。比如，同一个故事，用传统书面语表达和用网络语言表达，差异在哪里，哪个更合适？同一信息在不同媒介下各自有什么损失和增益？在网络平台的渗透影响中，语言形式的变化可能已经难以避免，学生也需要提升媒介素养，来面对和思考这种变化。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从学生家长的角度看，他们有没有跟你分享过反馈，或者跟你、跟孩子沟通过语文怎么学、孩子平时怎么学？

刘啸云：坦白说，我们跟家长其实不太会去沟通一种具体的教学方法。因为到了高中这个阶段，家长能给孩子的辅导相对比较有限。我们跟家长的沟通更多是——学生心理状态的平稳，学习习惯的养成，作业的按时完成、提交，这一类事情，是一种后勤保障，而不是直接去探讨语文的学法。家长的焦虑，可能也更多在学生的学习习惯、应试成绩，而不在于学生具体怎么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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