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基层治理能力的跨越式提升与长效保持问题。

由于精准扶贫工作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反贫困工程，涉及到大量的政策解读、多种项目制的运作以及复杂的政府部门协调，仅依靠过去地方治理力量很难完成，而体制内干部下沉则承担了重要的政策转换、项目协调、部门沟通等职能。

国家通过政治动员及政策组合迅速强化了基层治理能力，为精准扶贫政策落地奠定基础。政府通过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来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从而使之有较强的治理能力来承担相对复杂的治理任务。

从当前政策实践过程来看，正是因为体制内精英下沉到基层参与扶贫工作，这些精英通过协调部门资源或者国家项目资源的方式弥补了基层发展人力、财力不足等困境。倘若精准扶贫任务结束后，这些体制内精英回到原工作单位，贫困地区农村是否具有内生发展能力和动力，仍然不太乐观。

尤其是一些地方为了完成脱贫攻坚的硬任务，下沉干部拼命干、村庄干部靠边站、农民群众围观看。虽然做起来热然闹闹，但是并未有效完善基层治理体系，而是掩盖了基层治理中的短板问题，缺乏有效的群众动员，也很难激发起农民的主体责任感。

因此，打好脱贫攻坚收官之战，要警惕地方治理能力跨越式增长的假象问题，选拔并任用有能力、有公心、有责任感的村庄精英，建立起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关系，培养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完善村庄议事协调机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是脱贫攻坚任务中的关键要义。

资料图：新华社

三是地方潜在债务风险的防范和化解问题。

由于中央对于精准扶贫工作前所未有的重视，将其上升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地方政府无不将其作为中心工作，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用于脱贫攻坚，甚至高额负债。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地方政府对于举债扶贫的问题并不担心，认为只要完成政治任务、通过考核就会万事大吉，至于举债后所引起的危机则是后任干部所考虑的事情。地方干部的这种“豁达心态”还来自于认为中央最终会为地方债务托底、不会让地方政府破产的乐观主义判断。

举债扶贫带来的更深层危机在于地方政府忽视了客观发展规律，忽视市场规律，盲目通过政府投入打造扶贫亮点来争取政绩。结果不仅导致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还透支了未来的发展资源和空间。

调研发现，很多地方的扶贫投入远远超过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例如中部某国家级贫困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7亿左右，而在脱贫方面仅一年投入就超过了10亿。

类似的案例并不在少数。贵州省独山县作为年财政收入不足10亿的国家级贫困县，债务余额竟然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每年仅债务利息就超过40亿元，全年财政收入不吃不喝也远不足偿还利息。而举债借来的钱则被地方官员用来建造高尔夫球场、大学城、“天下第一水司楼”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贵州“天下第一水司楼”（资料图/深圳新闻网）

因此，打好脱贫攻坚收官之战，要注意地方政府潜在的债务风险，尤其是在今年受疫情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的背景下，更应该关注地方的债务问题。

健康的地方财政是建立贫困治理机制的重要前提，强化对地方财政监督，避免盲目上大项目，尤其是形象工程等与民无用的项目，完善对地方干部的离任审计机制。

四是文化贫困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贫困治理需要硬投入与软建设均衡发展。

从硬投入层面来看，国家在统筹对贫困地区资源和人力投入等方面已出台多项举措，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社会扶贫等多种扶贫方式共同努力下，深度贫困地区的人居环境、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扶贫成就也获得了国内外社会的认可。

从软建设层面来讲，要彻底拔掉穷根，归根结底仍然离不开农民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内因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只有充分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才能真正实现造血式扶贫。

当前脱贫攻坚面临最棘手的难题，就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并未意识到自身的贫困，对于未来的发展没有规划和目标，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以至于外在的帮扶力量得不到内在的有力支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相对封闭的自然社会环境造成了深度贫困区农民的家庭生计模式脆弱、思想观念相对传统，不仅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种种规则，也很难适应扶贫政策的发展内核，使得政策绩效不得不打折扣。

在深度贫困区调研发现，一些地区外出务工（包含本县务工）的劳动力还达不到人口总量的10%，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家中从事农业生产，并没有将自身的劳动力价值充分发挥出来。这些年轻人对未来缺乏规划和目标，不愿外出务工主要有两方面理由：一是觉得没有文化，不敢出去，害怕被骗；二是不喜欢被约束，也不想吃苦。

作为国家扶贫战略的重中之重，深度贫困治理绩效关系到能否顺利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深度贫困治理作为综合性、系统性、长期性贫困治理，需要硬投入与软建设均衡发展。在解决了硬投入问题后，软建设是深度贫困治理的关键。软建设很难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需要久久为功。

软建设不仅要关注人，也要关注文化。即如何充分发挥深度贫困地区农民的主体性，从“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转变；大力发展文化教育，解决精神贫困，阻隔贫困代际传递；移风易俗，改变制约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引导农民在文化比较和反思中重新审视过去的生活模式与未来的发展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