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这个“三力模型”很独特，我个人觉得它的解释力比较强，您能不能给读者简述一下这个模型？

林雪萍：供应链的“三力模型”主要包括三种力量：控制力、连接力和设计力。

其中，控制力指的是对关键节点的把控；连接力是指企业之间联系的紧密度；而设计力则是对整个供应链进行规划设计的力量。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模型呢？我们对于供应链的“控制力”是感同身受的，因为“卡脖子”问题本身就是关于控制力。但实际上，虽然美国对中国很多行业的供应链进行了围追堵截，很多中国企业上了所谓“管制清单”，还有很多加征关税的压力，但是从2018年以来，贸易战打了5年多，美国没有赢，中国也没有输，这个结果出乎很多人当时的意料。

2018年，在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  图源：中国日报中文网

那么，中国是不是应该还有一种力量，能够制衡和抵御美国在供应链上的控制力优势？带着这个问题，经过调研、观察和思考，我认为，这种力量源于中国企业之间紧密的连接关系，以及跨国企业与本地企业、本土制造能力的结合。

我把这种力量命名为“连接力”，在供应链竞争中，除了控制力，连接力也发挥着巨大作用。美国控制力虽然强大，但其低端制造空心化，导致其连接力相对较弱；中国虽然控制力较弱，连接力却很强。

三力模型提供了认识复杂供应链的概念框架，帮助简化问题并揭示本质。

美国注重基础研究，在控制力方面更强，认为下游企业可以承接科技研发力量的转换；中国在控制力上弱一些，在连接力上比较强。从辩证角度看，两种力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珠三角在消费电子产业上强大的连接力，为许多企业的产品研发和快速迭代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从玩具、无人机、汽车到高端医疗器械，在不同的产业都能找到例子。

早年的深圳华强北  图源：网易

过去这两年，我们在一些“卡脖子”领域迅速有所建树，在控制力上有所突破；美国也在产业政策上发力，希望在本土重构连接力；这就使得供应链的迁移和流动不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方设计的影响，我把这种影响称为“设计力”，是对瞬息万变的供应链格局的动态驾驭能力。

观察者网：很多人评论中国制造仍然是“大而不强”，您怎么看这个评价？

林雪萍：中国的“大而不强”是对当前状态的一种描述，目前，中国制造在全球占到1/3左右，“大”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同时，这种描述也指明了我们下一步的升级路径。

在供应链攻防战中，我把一个国家的产业纵深大致分为三层“壕沟”。最外的一环，是消费者和客户直接能够使用的产品，例如电视、手机、工程机械等，生产过程主要是装配；向内一环，是这些产品所需要的各种零部件；再向内一环，是材料与装备工具等等。在三条壕沟的最里面，是科学家的大本营，这里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研究，需要对科学原理进行突破。

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发展的路线大都是集中在最外的一环，这是正确的次序。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电视在市场上非常强大，生产这些电视选用哪些供应商和哪些零部件，自然是由日本的品牌商说了算。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零部件生产商基本不可能有市场机会。后来，中国的电视机和电脑品牌逐渐拥有市场话语权，京东方、华星这些液晶屏供应商才能跟上。再后来的梯次，才是生产液晶屏用到的材料和装备工具占领市场。

90年代的日本家电

日本电子行业的衰落，也是沿着这个顺序呈现了供应链的依次失控。

观察者网：您的书里有很多篇幅写到越南、墨西哥和印度，能不能比较集中地总结一下他们在供应链争夺战里的位置和角色？

林雪萍：在刚才的讨论基础上，再去看供应链攻防，就要有一个视角上的新认识：全球制造格局正在重塑，我称之为供应链的大分流。

在越南、印度、墨西哥和日本等国家，现在正在新建许多工厂，这意味着“逆全球化”的叙述并不完全准确，全球化正在市场和设计的合力下，在一些局部加速重塑，观察新兴工厂的位置，就可以意识到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四岸”制造。

我们最熟悉的是离岸制造，它构成了过去全球化的基石。但现在，美国正在推动回岸制造（供应链迁回本土）、近岸制造（将供应链转移到靠近的国家，如墨西哥对美国来说就是后花园）、友岸制造（根据价值观来区分对待供应链，例如美国、荷兰和日本之间建立的半导体装备联盟）。

重新认识全球供应链如何寻找新的落脚之地，这是一种“地理再发现”。

越南是一个非常好的承接地，因为它离中国非常近，要利用珠三角的供应链只需要走不到2000公里。这使得越南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的供应链优势，方便获取无法制造的零部件。在过去几年中，越南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三星越南某生产线  图源：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