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您提到过，遵循市场规律，大城市和大医院有一个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对人才、资金和病人会有“虹吸”，那么政府对基层的大规模硬件设施投入，是不是可能扭转这样的趋势，让医护人才和病人逐步流向基层？

李玲 ：对医疗来说，就近、方便非常重要，急救病人如果不能就近，可能都来不及抢救。所以我们现在医改的要求是，90%以上的病患在县里就能解决问题。

“千县工程”，首先是要把基层的硬件提升，同时也希望带来更多的优秀人才，但通过一个“千县工程”能不能根本解决现在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门口罗雀的现状呢？可能还解决不了。

第一，基层医院的建设需要时间，不是短期就能见效。

第二，我们现在大医院90%以上的收入，都要靠自己挣钱，挣钱就要靠看病、手术、检查，所以医院要拼命吸引病人。

新冠疫情近三年，其实是全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爱国卫生运动，相信大家都很少感冒，大量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都是可以解决的，所以可想而知，全国50%以上的医院目前处在亏损状态。

这就是矛盾所在，在当前模式下，当人民健康得到改善的时候，医院的经营会受到影响，如果基层医院把病都防治得很好，医保就不会给大医院付钱，大医院就很难维持，这样的现象跟我们提倡“健康中国”的目标是矛盾的。

所以必须学习推广三明医改模式，建设“医疗共同体”。县域医疗共同体是指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三级联动的县域医疗服务体系。

2012年2月，福建三明在全国率先启动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并逐步确立了“两票制”“三保合一”“年薪制”等医改的“四梁八柱”，推动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属性。

在医保基金使用方面，“三明模式”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一方面，改革医保管理体制，将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三类医保经办机构整合实现“三保合一”。另一方面，改革医保支付制度，医保基金使用不仅用于治疗，还扩展到健康；医保基金按人头年度打包支付，医保基金结余部分纳入医疗服务性收入，增强医疗机构节约成本提高效能的内生动力。

在疫情影响下，这三年全国医院的收入都是下降的，三明市也一样，12家总医院医药总收入同比下降4.08%，但受益于改革，三明市当年医保基金打包支付后实际增加医院工资总额1.51亿元。

所以，三明模式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健康模式”，老百姓越健康，医院和医生收入越高，而其他医院如果不采用这种模式，仍然是老百姓越得病，医院收入越高。

因此，在“千县工程”改善基层医疗硬件设施的同时，制度上的改革也应早日提上议事日程，否则无法扭转“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门口罗雀”的现象。

观察者网：您之前也谈到过，三年前的医改是先从基层开始入手，现在必须要同步大医院，大医院跟基层一起推进。

李玲：确实应该同步改革，其实这也是三明医改的经验。现在一些地方的医改还是在某家或某些医院试点，但只在基层改实际上是改不动的，因为这是一个体系重构，医疗卫生制度主要由医疗卫生的治理体系，筹资体系，服务体系以及药品保障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组成，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要从过去单兵突进，进入系统综合改革。

医疗领域的问题其实是社会问题的一个部分，客观说，市场经济在激发主体活力的同时，其副作用是过于趋利。医疗服务的主力军是县级以上的公立医院，基层占我们总服务量不到20%，如果我们只是把基层医疗机构改了，但是趋利的大环境没有变，我们县级以上的公立医院还在趋利，实施起来就会非常难，基层医院会成为一个改革的孤岛。现在基层做了改革的尖兵，但是如果整个医疗体系改革包括社会氛围没有跟上的话，这个局部会很难生存。

三明医改非常独特的地方是，它在一个地级市的12个县，22家公立医院同步推进，自上而下进行了全面的系统重构，这个过程必须是统一的。以前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经验，现在像三明医改这样的局部经验已经有了，我希望下一步国家要下定决心，在全国同步推广。

经过这么多年探索以后，路已经很清楚了，现在可以坚定走下去。

观察者网 ：由治病为中心转向健康为中心，赋能基层，是否有“治未病”的思想在其中？是否有助于医疗资源的高效率使用？其实刚才您已经谈到了一些，有些事情不是光有钱就可以的，必须要有这样的一支队伍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去做免费的医疗。这个观点能不能继续展开？

李玲：从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国的卫生方针就是预防为主，目标是减少疾病，这其实就是“治未病”。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就一定要赋能基层，因为这个工作是要在基层做的，这不是大医院的功能。

所以现在我们要以健康为中心，赋能基层非常重要，特别是要用好现代信息手段，比如现在在基层，已经有可以给农民看病的机器人全科医生，还有远程诊疗设备。

一方面，我们要按传统的方式，把更多优质的资源配置到基层去；同时，因为中国太大了，单靠传统手段困难比较大，用新技术赋能基层的前景很宽广。

拉萨市人民医院专家通过5G通信技术与北京积水潭医院专家远程连线，讨论手术方案

观察者网：中国近年来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上下了大力气，“新基建”在公共交通、物流、通信和智能化基础设施上下了大功夫，“医疗新基建”是否滞后了？是否需要加大投入？投入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李玲：相对于我们这个“基建狂魔”这些年在公共交通等领域的建树来说，“医疗新基建”是相对滞后的，现在提出“千县工程”，有意在这方面加速了。

除了传统基建盖医院楼房之外，“医疗新基建”最核心的其实是信息互联、互通、互享。这同样要求国家在顶层搭平台，下面各层级把信息都汇总到国家平台上去。我们未来的医疗模式一定要改变，像我们这次疫情防控一样，就是一个集成的大规模统一作战，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大数据，中国的人口规模红利才能发挥作用，中国的病人多、场景多，这些数据都集成起来，可以不断促进我们医学理论、医疗技术和医药器械的升级。

但医疗新基建的关键不在下面，而是在国家层面，据我所知，目前医保、卫健委、中医药都在各自建平台，其实一个平台就够了，我们在顶层设计上整合度不够。试想，如果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大数据不是整合起来的，能有效覆盖14亿人吗？

所以我认为，医疗新基建最重要的是信息化建设，信息化建设目前还缺乏全国统一的顶层设计，还不能让信息真正的互联、互通、互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要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的，预防为主的三级预防保健体系，用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全面升级。过去靠赤脚医生、土医生，未来，要靠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靠智慧型的“赤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