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英国是全球第一个福利国家，其早在1948年就建立的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曾是各国争相效仿的典范。但在运行70多年后，不但其效率被广泛诟病，新冠疫情对医疗资源的消耗更成为其难以承受之重。

美国是全球医疗科研标杆，同时也是医疗花销最高的国家，早在新冠疫情前，其体系就面临既难以为继又难以改革的困境。2020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高达18%，其公共医保覆盖率却只有16.3%。

而社会主义中国从建国伊始就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甚至在全球独一无二的道路。我们定下“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针，把“人”的因素充分动员组织起来，让每个人成为自己健康的生产者和维护者，“赤脚医生”自力更生，用的是一把草药、一根银针，用最低的成本维护了几亿农民的健康。

客观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虽然中国的医疗技术和硬件设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农村的医疗体系被瓦解，农民医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得不到保障，医疗系统在社会大环境下出现更强的趋利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并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认为，当下正在推进的医疗改革，与“医疗新基建”、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现代信息技术结合，我们一定能创造出健康中国的新模式，为全世界提供新的参考。以下是采访实录：

观察者网 ：从“赤脚医生”开始，新中国重视基层医疗是有传统的，在打造基层医疗体系方面，如何客观评价我们过去的成绩和不足？

李玲 ：新中国建立以后，应该说是创造了“健康的奇迹”。因为我们从1949年人均预期寿命是35岁，美国当时是68岁，到2021年，中国进步到78.2岁，美国现在是76岁。

这是了不得的成就，新中国创造了健康的奇迹。那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对比美国这种发达国家，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在党的领导下，动员组织人民，普及基层医疗，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我们在1949年建国后，面对的是极度的匮乏，人财物什么都缺，但是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道路。

那个时候，在城市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卫生室或者医院，其实单位卫生室的医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家庭医生”或者“健康维护师”，他做的很多工作其实，都是为了减少疾病，动员组织大家打扫卫生，像现在这种换季的时候，可能就组织老百姓喝大锅药预防疾病，等等。其实更多的就是健康的维护和促进。

在农村，中国发明了“赤脚医生”，更是了不得，因为以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就连城市都缺医少药，医疗资源在农村更稀缺。“赤脚医生”自力更生，用的是一把草药、一根银针，用最低的成本维护了几亿农民的健康。

1969年，李兰娟院士曾任夏履桥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

我们有这样一套县、乡、村三级预防保健体系，每一个县的标配是一所人民医院，一所中医院，一所妇幼保健院，还有一个防疫站，所以你提到的基层医疗，三级预防保健体系是融为一体的。

这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抗击疫情，目标就是不让你得病，中国最伟大的成效就是“动态清零”，不得病，不但避免了得病后对健康的损害，而且节省了大量随之带来的治疗成本。所以，在打造基层医疗体系方面，中国的成绩是主要的。

但客观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农村的医疗体系被瓦解了，过去的赤脚医生制度依托于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瓦解了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农民的医疗是得不到保障的。

好在我们从2003年以后又开启新的医改，开始建“新农合”，所以现在农民也有了一定的保障。但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新农合”和过去的“旧农合”是不同的。新农合是一个保险体系，主要靠政府投钱，靠财政的投资给每个人建医保，老百姓去看病可以得到一定的报销。

但光有保险是不行的。因为医保只是起到一个报销的作用，有钱不等于有人提供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另外，现在即使有钱，如果医院要创收，小病大治，多开药多检查，很多钱又浪费掉了，同时可能也消耗了老百姓对于基层医疗的信心。

但当时的旧农合，以及赤脚医生制度，其实是一个免费医疗制度，是依托集体经济和赤脚医生直接给农民提供医疗服务。而我们现在是一个报销制度，政府给农民和居民提供了医保，但是医院还是创收的，过度医疗普遍存在，再加上目前我们的保障水平仍然很有限，老百姓还是存在“看病贵”的问题，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风险仍然非常大。这是当前医改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观察者网 ：二十大再次把“健康中国”提到很高的位置，您之前谈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集成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悠久的文化传统、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我们一定能创造出健康中国的新模式。

能否具体谈一下，巨大的人口规模、现代信息技术这两个因素，能够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怎样的有利条件？

李玲 ：这是一个好问题。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人口是中国的劣势，人多，消耗就大，负担就重，过去是我们的一个包袱，但是在信息化时代，人多就是一种红利，原因是什么呢？在一个信息平台基础设施建好以后，1个人用，和10亿人用，边际成本是一样的，边际成本无限趋近于0。

规模越大，基础设施的平均成本就越低，边际成本几乎为0，公共产品价廉物美。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人口多对于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就不是负担了，这就是信息化的特殊性。

药品集采是一个例子，有一些罕见病的药，由于使用人数比较少，在其他国家不太可能集采，但在中国，即使是比较细分的市场，乘以我们巨大的人口基数，可能就是一个可观的需求市场，之前有一款儿童罕见病药物在集采中被“灵魂砍价”，或许在别的国家需求量很少，但在中国，即使是某种罕见病，患者都是过万的，这也是规模优势的体现。

人口规模大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在信息化时代，数据是一种资源，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人口越多，数据量就越大，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平台都做得非常好，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带来的数据量太大，应用的场景太丰富，就能够让技术迅速迭代升级。

为什么这些年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得到提升？很大的程度上是信息技术在发挥作用，那为什么信息技术在中国能应用得这么好？这和我们的人口规模优势是连在一起的，

以我们这一次抗疫举例，大数据追踪和健康码发挥了巨大作用，否则14亿人口要组织起来搞“动态清零”，几乎是个不可能的工作，但我们不但完成，而且成效不错。

观察者网 ：国家现在出台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意见》，《“千县工程”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方案（2021-2025年）》，还有最近9月份出台《关于印发使用阶段性财政贴息贷款购置设备相关建议和参考材料的通知》等文件，鼓励基层医疗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推进大规模的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意义在哪里？

李玲 ：首先，这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真正落实，我们国家在医疗卫生投资方面，其实一直欠债比较多，尤其在基层。因为大医院这些年靠它自己的发展，硬件是非常好的，但是基层，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医院，相对没有能力投入改善设施，所以我们这次系统性、大规模地提升基层的硬件设施，我认为非常正确。

第二，其实这也是配合我们国家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众所周知，因为疫情和全球经济大环境，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这时应该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过去财政投入建设了中国公共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现在的“新基建”往医疗卫生方向投入，非常好！但是财政的投入要真正落实“以人为本”，要投到基层医务人员身上，用更好的待遇吸引年轻人到基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