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搭便车”的争议，到“权力真空”的迷思，再到美国战略收缩与全球南方崛起，当今世界正站在国际秩序重构的关键节点。

世界真的正在走向“无序”吗？霸权撤退之后，是否存在一个“权力真空”？旧有霸权秩序的松动，是否意味着更多国家开始成为世界秩序的共同建构者？

近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殷之光与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李汉松，围绕全球南方的能动性、美国霸权后撤、国际组织功能以及非霸权世界秩序等议题，尝试跳出“霸权更替”的传统叙事，重新思考世界秩序变革的动力来自何处，以及未来世界将走向何方。

殷之光（右）、李汉松做客观察者网

世界秩序为何走到了今天？

殷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观察者网和汉松有这样一场对话。

汉松目前在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做助理教授，同时兼任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柏林自由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专业领域涉及到国际政治理论、比较伦理哲学与全球思想史。这次汉松回国为我主持的“共同体治理与全球南方的去依附发展”研究生国际暑期学校授课，也非常高兴和期待今天能与汉松碰撞出更多思想火花。

我们看到你的研究跨度非常广，从相对比较传统的国际关系、国际治理的话题，一直到思想史的议题。我个人非常好奇，因为国际关系、全球治理是相对秩序化与结构化，那么它们和思想史的研究有什么共同点吗？

李汉松：我认为，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和思想史研究，其实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共同的愿景。

自近代早期、大航海时代以来，殖民扩张打破了过去相对封闭、孤立的世界格局，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与此同时，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秩序逐渐形成。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成为主导性的国际叙事，但全球南方始终处于代表性不足、话语权有限的状态，一直在追求一个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的世界秩序。

因此，我希望回到西方思想史、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内部，看看是否存在能够处理邦际关系、而不仅仅是处理社会内部人际关系和社会契约问题的思想资源。

同时，从比较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看，来自全球南方的不同文明、不同政治思想传统，又能为人类共同的政治智慧贡献什么呢？我认为，未来世界秩序的重构，一定需要建立在更加包容的基础之上。新的国际规则，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制定，而不是继续由少数国家制定规则、让多数国家去遵循。

归根结底，这涉及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实现互动互鉴，因此也是一个具有鲜明规范性取向的问题。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现实仍然存在结构性的不平等，既包括社会内部的发展失衡，也包括国际体系中的支配关系。因此，今年乃至往届暑期学校一直关注的，都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自主性与能动性的问题：在既有国际秩序下，各个国家和地区如何获得更多自主发展的空间，又如何真正成为塑造世界秩序的主体？

令人欣慰的是，当下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全球力量格局不断调整，能动性正逐渐向世界各地扩散，无论是全球南方还是北方、东方还是西方，都拥有越来越多参与全球治理和塑造规则的机会。

殷之光：我个人的研究路径其实跟你有一定相似性的。我也是思想史出身，之前是在文学系，后来逐步扩展到对全球秩序、国际关系的研究，还有发展问题的研究。

今年暑期学校的主题是“区域发展共同体”。在英文标题中，我们其实埋了一个“小心思”，用的是“Towards a Non-Hegemonic World Order”（迈向一个非霸权的世界秩序）。

同时，在“共同体”的翻译上，我没有采用通常的表达，而是选择了Communitas这个概念。因为我希望强调，共同体并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更是在人与人、不同社会和不同文明持续交往的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一种共同生活形态。

如果我们能够共享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愿景，依靠人的能动性，就能够共同建构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而不是被动接受既有秩序。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认同你刚才提到的观点。

无论我们是从16世纪以来的大航海时代谈起，借助世界体系理论来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还是沿着马克思关于19世纪世界市场正式形成的论述来分析，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过程——一个霸权性世界秩序（hegemonic world order）的形成。

这种秩序模式发源于某一个地区，并伴随着特定的政治经济进程不断向全球扩展，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国际秩序。

所以，我也非常认同你刚才关于全球南方的观点。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全球南方，不只是把它理解为既有秩序中的“被治理者”或“边缘地区”，而是把它看作未来世界秩序的重要塑造力量。

界线以北，称为“北方国家”，界线以南，称为“南方国家”。 资料图：央视新闻

我们今天讨论全球南方，本质上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霸权性世界秩序（hegemonic world order）。但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用一种霸权去取代另一种霸权，而是探索一种非霸权世界秩序（non-hegemonic world order）。

那么，这样一种秩序应该如何发现、如何建构？

这就需要通过你刚才提到的比较研究，我把它称为寻找共鸣共振。我们自然而然地在不同社群共同体里探索和发展出一些具体的实践，这种实践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值得去讨论的。

李汉松：是的。在我看来，我们在处理比较研究的时候，比较的基础就是在具体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不同语境之中，都在处理一些有共鸣共振的问题。由于我们有这样的共同记忆和共同感受，所以我们有基础去交流，分享各自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就会形成共识。这个共识建立的过程，也是我们形成一种共同体的过程。

殷之光：你刚才提到了一点很重要——共同经验。

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从全球南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经验来看，这本身就是一种共同经验。但如果把视角转向全球北方，其实也存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共同经验。因为讨论世界秩序，不能只关注某一个层面。它既包含自上而下的霸权结构，也包含自下而上的自主建设和社会实践。这两种力量始终在共同塑造着国际秩序。

而今天之所以被称为一个“大变局”时代，恰恰意味着这两种力量都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正如你刚才所说，自下而上的自主性、能动性正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自16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霸权性世界秩序，似乎也正在发生深刻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