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1950年以后出生的台湾人从小就被国民党当局灌输，说蒋介石对日本采取“无条件”的所谓“以德报怨”政策。瞎扯！实际上他是被当作美帝国主义的一枚“反共”棋子，他根本没有发言权。为了“反攻大陆”，他甚至还聘用日本军人组建“白团”，训练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还认为所有抗日的台湾省籍志士都会“反蒋”，给人家扣“匪谍”帽子，抓去枪毙或监禁。连日据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是禁书。相反地，对于一些曾在日据时期依附殖民权力的汉奸，包括1945年8月15日搞“台独”的辜振甫，国民党当局把这些“皇民资产阶级”短暂监禁了一阵后就给予宽待。至此，台湾社会逐渐变得没有是非了，大量好人被消灭，剩下很多的都不能算是“正派”的人了。

1950年以后，国民党当局又禁止我们长期受“反共”教育的人接触大陆文学，连沈从文的书都是禁书，因为他没有追随蒋介石到台湾，更不用谈鲁迅等人的左翼文学作品。学者著作也一样，只要人留在大陆，不管是否“亲共”，属于什么派别，自由派也不例外，其作品在台湾都是禁书。

也就是说，从50年代到60年代，台湾社会除了“反共文艺”没有其他东西可看，整个社会被白色恐怖笼罩，那十年的社会思潮是空白一片。

一直到1960年以后，情况才有了变化。在文学领域，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包括从大陆赴台的白先勇，本省籍的陈映真等人，他们普遍外文较好，吸收存在主义等西方文学与文艺理念，再通过办杂志、创作虚构小说等实践，对当时占据台湾社会主流的“反共文艺”展开了反叛行动。

陈映真（中）与蓝博洲（左）

在思潮上，殷海光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崭露头角，《自由中国》杂志成为当时台湾读书界的主要养分。60年代还出现了中西文化论战，一边以李敖为代表，提倡“全盘西化”，一边提倡恢复传统文化。

随着台湾思想潮流演变，整个社会仿佛失去记忆，陷入“历史断层”，除了当事人，没人知道历史真相。何况当年参加共产党的人行事隐秘，不会告诉家人。那些烈士的配偶和后代，不知道亲人因何牺牲，只知道被国民党迫害，甚至不相信亲人曾是共产党员。也就是说，1950年以后，这段历史是被湮灭的，幸存者和烈士家属被压力笼罩，没办法透一口气。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7年，在蒋经国过世前、解严前夕，台湾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社会氛围开始松动。“台独”派于是趁机走上街头，在“二二八”事件40周年时，开始利用“和平”的名义扭曲历史真相。

那一时期我在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工作，亲身参与了当时围绕“统独”议题的实际斗争。但“台独”势力掌握着更多物质资源，他们刻意将要求民主自治的“二二八”扭曲为“台独”运动，同时又偷换概念，把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模糊说成“二二八”，导致很多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误以为自己的父兄也是因“二二八”而遭到迫害。

1987年，为了撰写《人间杂志》“二二八”特辑的报道，我采访了台湾历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他曾被关押长达34年又7个月。通过和他对话，我才了解到“二二八”之后还有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也才知道这段历史的关键转折点是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然而当时整个台湾社会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林书扬（1926-2012）

我那时年轻，有正义感，写完有关郭琇琮先烈的第一篇报道的正文后，忍不住写下采访后记，不点名地批评道：“有些人，在别人的墓冢插上自己的墓碑。”我指的就是那些“台独”王八蛋，他们在共产党人的墓冢插上“台独”的墓碑。

总编辑陈映真先生也没把那段后记删掉。但这样的话说了也无济于事，因为当时的台湾社会仍然弥漫着强烈的“反共”情绪，即便说出来，也没人会同情。

民进党执政以后，为了持续斗争国民党在台湾社会所造的孽，利用台湾人的悲情进行所谓的“转型正义”，一方面给像郭琇琮、钟浩东这样的台籍共产党人所谓无罪平反，另一方面又用所谓的“反渗透法”打压异己，随时能给来往于大陆的台湾人扣“红帽子”，强化了台湾社会的“反共”意识形态。

这正是民进党一贯的虚伪作派——先以“民主”之名曲解历史，再借“转型正义”攻击国民党。《沉默的荣耀》一播，郑丽文出席秋祭，这下好了，把民进党当局的虚伪性揭破了。

2025年11月8日，台北马场町秋祭现场，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作家蓝博洲互动。

新潮观鱼：您能举一些父辈是台籍共产党人，但后代被“台独”利用的例子吗？

蓝博洲：我能举很多例子，还是不说名字好了，人家也是社会上有名的人。比如一个台湾芯片产业很有名的人，他父亲是台湾地下党牺牲的烈士，是日据时期的农民领袖，地下党重要的领导人。他曾找过我，要我帮他父亲写传记。我就问他，你父亲是共产党这一段怎么写？他不相信，说“我爸爸怎么会是共产党”。所以我就没办法帮他写。后来他为父亲举办了纪念展览，刻意淡化了其共产党员的身份。

民进党上台以后，类似展览办了很多，书也出很多，这些展览或书顶多介绍这些先辈读马克思主义而不说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目的就是将本省籍共产党人纳入“台湾悲情”的叙事中消费，打造“本省人受外省人压迫”的历史叙事。他们先抹去了这些先辈真实的政治身份，再为“去中国化”服务。但我不认为那些主张“台独”的政客是真正的“台独”，他们更多是将此作为政治操弄的符号，根本没有共产党员为信念献身的那种坚定与纯粹。

至于那些台籍共产党的后代，在被贴上“匪谍”标签的家庭成长，饱受社会歧视，没办法正常学习，没有机会去了解真正的历史，更受到台当局长期营造的“反共”结构制约，情感上抗拒真相，心里只剩下反国民党的意识，所以会支持反抗国民党的政治势力。

一位曾任“台联党”主席的文化界人士曾请我去他家用餐，目的是向我求证他那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牺牲的姑丈是否是中共党员。我说根据调查，他的姑丈应该是本省籍共产党人。他难以接受，当即反问说“我姑丈怎么会是共产党人”。

还有一位在台湾“党外运动”时期很有代表性，后来办英语教育赚了很多钱的文化界大佬，因我写了他姑丈的故事（我的小说《藤缠树》的主人公原型），特意邀我见面。我依据自己的研究回答了他同样的问题。他听后说，“这样也好，不算白白牺牲，不是冤假错案。”但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幸好他们当年的革命没有成功，不然我们今天就‘倒霉’了。”

这些例子，都说明了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所以，要争取台湾民众认同共产党领导的统一事业，关键在于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历史，要引导他们通过了解台湾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来认识台湾历史与整个中国历史的关系，理解当年那些志士仁人为何选择这条道路。

否则，两岸交流再密切，惠台政策再丰富，如果没能消泯两岸融合最根本的障碍，效果终究有限。两岸交流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下，不能再回避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是最根本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