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苏联解体，欧洲意义上的两大阵营的分歧被认为已经划上了句号，西方政治学、或者说美国政治学界出现了福山和亨廷顿的不同假说。福山认为已经是“历史终结”，觉得世界随着苏联解体、西方“胜利凯旋”，世界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最终都将走到与西方“同”的路上。亨廷顿则认为，“世界将回归文明冲突”，随着来自苏联社会主义对立面的“消失”，世界矛盾又再度回到文明之间的冲突。可以说，福山算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鼓吹手，而亨廷顿则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现实主义、保守主义代表，他担心的是文化认同会出新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上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政治上民主制度的“胜利”。亨廷顿的理论一出来，当时就引起很多争论，他的同事当中一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就觉得冷战后的世界不是“文明冲突”，而是“多元的现代性”，多种文明共存，多种现代性，他将伊斯兰世界也看作现代性的一种形式。

特朗普时期，美国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叫斯金纳，她既是女性，也是有色人，反而说话没了顾忌，一语捅破窗户纸，称中美之间的冲突属于“文明冲突”加上族群（种族）冲突，认为这是一场美国“从未遇到过”的冲突，它也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冷战，因为美苏冷战还是同属西方文明脉络里面的冲突。这番言论一出，一方面引起诸多非议，另一方面也道破了他们这种“现实主义”（更合适的称谓是右翼民粹主义，包括特朗普鼓吹的“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忧虑”。

2019年4月29日，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华盛顿“2019未来安全论坛”上称，美国与中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视频截图

从亨廷顿到斯基纳，他们的说法，至少从西方的民族国家角度，特别是从维护和论证这种国家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角度，并非毫无道理。国家利益的背后是核心利益（core values）。“核心利益”正是发源于第一个问题提及的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现代民族国家讲求四个要素：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容干涉的国家制度、以及支撑国家制度的基本价值理念体系。而以国家为单位的现代世界和国际关系，西方国家要坚持和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就要把西方国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在这个逻辑之内，说国与国之间是“丛林”，是靠“零和博弈”，是现实主义所讲的冲突，是成立的，因为18世纪开始到19、20世纪成型的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就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利益基础之上，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展国际关系或国家之间的互动，外交与贸易等都不过是其表现罢了。

我们也要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底线，主权、安全和内政不容外部干涉也是我们的底线，这是所有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也是国与国交往的前提，但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是主张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互利合作，再到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堕入丛林法则和零和游戏。

有趣的是，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并没有成为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理论。虽然亨廷顿、米尔斯海默、罗伯特·卡根这些人在美国的影响都很大，但是保守又冷酷的现实主义“文明冲突”在冷战结束后仍然不是主流，为什么会是这样，值得认真思考。“历史终结论”似乎比它更加热门，而西方学说的主流（如果还有“主流”的话）依旧是基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

今天看来，毫无疑问这两种假说都没有成为现实。连福山自己也在对他的“历史终结”不断做出重大修正，亨廷顿则在美国发生“特朗普现象”时去世了，没有看到最近的大选和冲击国会等“奇葩”，而两种理论假说的破产，最重要的是实践高于理论，冷战后的世界并未按照他们的假说演进：对于福山的假说的最好检验或证伪，是中国如果走出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天下”，或文明社会）在社会主义方向、道路、制度的实践；而与此同时，如果中国的民族复兴在两个百年之际迈上新台阶，则整个世界也可能进入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时代，进入共生、共荣、共处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这将是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超越。

现在，随着冷战结束，我们究竟是进入一个什么时代？从时间上说现在还在处于“后冷战”和进入新世纪的发展过程当中，全球化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世纪之初发生过的911袭击也好，07-08年的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危机也好，这次的新冠病毒蔓延也好，正在和将继续发生的气候变化也好，客观上看，文明冲突并没有发生，虽然绝不意味着没有矛盾，没有斗争，没有冲突，就连美国社会内部，现在也发生着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社会与政治矛盾和冲突。

最后，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其背后的思想根源依旧是西方的“同，而后和”。而西方的政治哲学中，即使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支撑它的也是“同，而后和”的西方价值观，“你我一样”才有和平，乃至所谓“永久和平”，不仅经济发展，更包括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变得相同了，都接受“普世价值”了，这样才有“永久和平”，否则冲突甚至战争都不可避免，包括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也不可避免。而我们的文化背后，是大一统的文明国家或文明社会，几千年来就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现在我们进一步主张文明互鉴、命运共同，这是用西方传统的民族国家和国家间关系（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中心的视角所完全无法理解的，对于顽固坚持西方视角西方理论西方优越的人来说，当然也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在这个意义上，马丁的努力值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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