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大陆型的地域和大经济体，也是一个从未间断的活着的历史，一个包含如此众多文化与民族的社会，一个依旧基本用大一统方式治理的政治体。“中国”的复杂性甚至远远超过所谓“文明国家”，更超过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甚至连汉族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一“民族”，“汉”也是一个文化、历史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族群概念，汉人里边也有各类人，不止是有南方人北方人之别，连广东也有闽南人、潮汕人、客家人，至于下面的支，就更多到不可数了。大家都是汉人，但是是文化与历史，慢慢地把各类人汇聚成了“和而不同”的一个大族群，中国人。

近代欧洲发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以来，西方一直被认为是主导和支配世界的力量，“现代化”不止是理性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包括大规模地、很残酷地对外殖民、侵略、征服，在这个过程中，殖民者侵略者征服者也习惯于以自己的视角看世界、看他人。在西方人眼中，自己与“他者”、“异类”之间，是发展意义上的“发达与落后”，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与野蛮”，科学意义上的“高级与愚昧”，政治意义上的“民主与专制”，这种“黑与白”“我与他”的二元二分世界观，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其他社会其他国家看做异类、异种，还总是以优越、救世的心态要想把他人他国驯化得与自己相“同”，不能“同”者就被视作异类乃至敌人，从而试图赋予对其发动殖民、侵略与征服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最后各国个民族个文化必须接受西方那一套“普世”的东西，不仅是价值，也包括制度以及达致这样的制度的路径，用撒切尔20世纪80年代的话就是“没有别的选择”。

1892年《Punch》杂志出版的社论漫画“罗兹巨像”，“殖民主义”代表作，将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罗兹描绘成站在非洲大陆上的巨人，暗示了新帝国主义时期对非洲的争夺  图自维基百科

用这种由于历史的路径造成的看待自己和他人的眼光和角度，西方今天不只是理解不了中国，同样理解不了广大的非西方世界，例如非洲、印度、阿拉伯世界。  

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西方人很少。马丁·雅克，他之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等人，他们至少能看到中国不简单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包括更早的比如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李约瑟，也一直对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非常执着，想弄清楚它与中国文化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所谓“李约瑟之问”，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可能更有意思，一个如此大一统的文明国家，没有必要也没有压力去征服别人，甚至没有意愿去征服自然。

这样来看，我认为倒是可以斗胆用“文明社会”来指称历史上的中国，因为在中文和中国文化与历史脉络里，国家与社会从来是不可分的！虽然1840年以后我们落后挨打，所以要自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1949年以后我们独立建国，开始了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拥有自己的独立和主权、领土完整、内政不容外部干涉，也建立并完善一整套现代制度，包括现代军队、现代经济、金融、税收、审计、现代教育、现代医疗、福利养老等等的现代国家，但是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和基础都不能仅仅用西方人眼中的“民族-国家”去看待和理解，因为那时根本还没有西方这种“民族-国家”，中国早已在发展和治理自己的社会了。

观察者网：提到文明话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谓”享誉全球“。民粹主义在西方抬头后，这一理论似乎再次被印证，西方也有陷入到这种话语里无法自拔的趋势。文明冲突论是一种现象解释，并不是解决办法，甚至因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冲突更容易走向高潮。如何破解文明冲突论，是亨廷顿没有解答的问题，您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黄平：“文明冲突”的概念出现就更晚了。是“冷战”结束之后亨亭顿在他1993年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夏季号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1996年扩充成为一本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

1989年柏林墙倒台，1991年苏联解体，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这种方式结束。亨廷顿当时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将重新回归到文明的冲突，“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即是说，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源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亨廷顿提出这个见解时已经是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著名教授，当时围绕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将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在美国还有一位比他更加一炮而红的年轻学者，就是1988年冷战结束前他在其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

2014年6月6日，弗朗西斯·福山于美国著名自由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讨论已提出25年的“历史终结论”  视频截图

“文明冲突”和“历史终结”是冷战后出现的两种试图解释后冷战世界的西方政治假说。如果说亨廷顿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随着以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冷战”结束，世界又重新回到几大不同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之间互相冲突的格局，那么福山则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现代历史不再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所谓“选择”，历史以此划上句号或“走向终结”，剩下的问题无非是在自由民主取得最终胜利的资本主义下如治理而已。

亨廷顿和福山的论述都出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一时没了对手时期，有人甚至用过“一超独霸”来形容当时的情景，虽然事后证明这不过是昙花一现，历史既没有终结，文明中冲突也并未出现。

回想起来，马克思当初分析资本主义，以第一个比较成型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作为研究的蓝本。马克思关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矛盾，也就是劳资矛盾，是怎样和为何产生的，以及将如何走向并带来什么结果。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要开拓世界市场，就需要原始积累，劳资关系与矛盾就此产生，在内是从圈地运动到发展纺织业以及后来的机械制造业，对外就需要扩大世界市场并与广大殖民地发生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为此也不惜使用暴力与军事侵略等手段，虽然这种“自由竞争”（“政治自由”是引申出来的概念）不可避免，并因此看到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作用，虽然资本主义从一开始，自由与平等的张力就深藏其中（即使是卢梭，也早就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西方社会自从资本主义成为基本的生产方式以来，“自由”与“平等”这一对概念就一直处在张力之中，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到底更偏向于“自由”还是“平等”，一直是个问题：如果偏向于“自由”，就强调自由竞争、自由开拓、自由发展，也包括资本逐利所需要的种种“自由”，主导逻辑就会是资本。所谓“自由竞争”的积极作用，一是早期资产阶级的推动社会历史的作用，二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自由竞争”概念本身就蕴含了“丛林法则”，预设了“零和游戏”。而如果偏向于“平等”，则是预设了“左翼”或社会主义的诉求，这里所讲的“平等”首先是经济地位和收入分配意义上的平等，其次也是政治和社会权利意义上的平等。“自由”与“平等”这对张力，在政治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歧的关键，政治上是主张“自由”还是主张“平等”，构成了西方社会内部右翼和左翼、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和斗争的理论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