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黄平  图由作者提供

【采访/观察者网 白紫文】

观察者网：马丁·雅克先生此前发表的演讲（“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中国？”）中提到，西方总是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角度解释中国现象，产生了很多误解，实际上中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而是文明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怎么看中华文明在国家构建中的作用？

黄平：我认识马丁·雅克很多年，算是老朋友了。严格地说，这不是马丁·雅克个人刚提出的见解，我记得早在6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美国的政治学家白鲁恂都提出过“文明国家”的概念，马丁应该是引用了这个概念。

我觉得，从启蒙到近代以来，西方逐步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导力量，西方人也因此用自己的眼光包括他们所熟悉的国家（“民族-国家”）理论来看待别的非西方社会和地区，不论是原来就已经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的中国、印度、日本、伊朗、阿拉伯世界，还是其他后来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地区和社会。这种用西方眼光西方理论看世界、看其他国家和地区从16-17世纪就开始了，到了19-20世纪基本已成“定理”，或被认为只有这样一种视角。

拿“民族-国家”概念来说，其实它是一个很晚近的概念，“民族-国家”是一个18-19世纪才有的欧洲现象，在这种民族-国家以前是公国、王国、帝国等形式的国家形态。即使追溯到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里亚公约》（该公约明确规定了由中央控制的独立国家之间对对方的主权和领土的尊重，这是我们今天讲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欧洲早期版本）时期，时间也并不算长，何况威斯特伐里亚公约也并不是在“民族-国家”之间达成的。

纪念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油画《自由引导人民》 图自维基百科

完全可以说，“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本身是非常“欧洲化”的，18世纪以后欧洲才慢慢从以前分封领地的王国、19世纪以后（甚至20世纪一战以后）才从帝国形态过渡到以民族为单位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态。但即使是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和后来的德国，也并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

这样，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在经过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等等，一直到一战以后才逐步成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国家”（或西方式的现代国家）形式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长期被西方统治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但是这些殖民地独立以后也是照猫画虎，模仿宗主国的制度立国，用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形式重新组织自己的社会，本来广大的殖民地被殖民、被侵略以前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独立以后大部分地区的国家建构，却都以西方民族国家体制为模板。

可以说，民族国家体制是帝国（如大英、法兰西、奥匈、俄罗斯、奥斯曼、德意志）模式在一战前后逐步走向衰亡以后才出现的国家形式。客观上，这种国家形式已经是现在最重要的组织社会方式，但是并不等于只有或只能用这一种眼光去看待国家现象。

比如说，中国1840年以前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帝国，1840年以后落入半殖民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晚清王朝，1949年重新站起来，建立起自己的现代国家，这样一直走到了今天，并继续朝着民族复兴的方向发展，其中，现代国家建设，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保证前提下的国家制度、国民经济、国民教育、社会与文化建设、福利与保障、审计与税收，有的还在完善之中，特别是国家认同与正当性问题，也要在多民族多区域里不断巩固，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不断凸显。

这里一个关键，是客观上的现代国家现象（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现代国家），与是否仅仅用西方的民族-国家眼光去看待各个国家与社会，是应该有所不同的，前者是客观现实，后者是看待问题的视角或眼光。

至于所谓中西之别，仅仅从二元化的角度看待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当然不是不可以做比较。简单说，历史上，中国从来都不是民族国家前西方那种“帝国”。秦汉以来中国维持着很重要的、不同于西方国家架构的“大一统”国家形式，其特点之一在于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如果对比一下就会看到很有意思的地方，大致可以说，中国是多元一体，西方是一元多体；中国是和而不同，西方是同而后和。所谓西方一元多体，包括今天讲得很多的所谓“普世价值”，强调的是一神、一元，虽然有多个民族国家，但都以一神、一教、一元为基础。而中国的“大一统”下则是多元一体，虽然民族众多，但组成为一个大的社会-国家（“天下”，而不是民族-国家），“大一统”也就是大一体，内部总是多元、多民族、多文化，靠的就是“和而不同”，各民族各文化不仅和平相处，而且还彼此共生共荣、互补互鉴，不是如西方那样，彼此得先互相趋同，如果不同就被视作异己或敌人，甚至得灭掉，必须先同，而后才有和。

至于“文明”这个概念，详细讲起来很复杂，连法语里的文化，与德语里的文明，也是不能对等的。简单地说，今天欧洲人讲的“文明”，本是源自拉丁语的Civis，原意是“城市的居民”。欧洲启蒙以后将其引申为某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状态，后面加上LIZATION，指达到这一“先进状态”的过程。从启蒙到19世纪，总体上西方人对文明的定义是，西方代表先进，而与西方不合的，不论是制度还是理念，就是落后与野蛮，这样他们在对非洲和美洲进行殖民与侵略的时候，就有了“正当性”，认为是“文明”在征服“野蛮”。

如果只从这个意义的“文明”来说，中国也曾被看作是“落后”甚至“野蛮”的地方，而不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在用的“文明”概念。中国的“文明”概念，是类型意义上各种“文明体”中的一种，当然也不是《易经》里“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意思。而如果不是从优劣意义上，而是从类型意义上，说“中国”一直是在一个大的文明脉络下多种文化、多个民族共生共存、互补互鉴，因此不同于近代西方那种“民族-国家”，也无法仅仅用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来加以阐释，那是没有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同意马丁在采访中所讲的，西方如果只从自己民族-国家角度理解不了中国，理解不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