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两级处于抗旱一线，有几个关键点：

一是设备维修。因长期以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重大的旱灾，乡镇层级灌溉设备老化，在长时间开机运转中出现变压器、电机损毁等突发故障，需要组织人员抢修。

二是水道清淤。因长期干旱，河湖的取水点水位降低，造成引水困难，必须要组织大型机械进行疏通。毛细水渠因长期荒废，也需要组织人员机械清理。

三是矛盾纠纷化解。大旱来临，旱情相当，如何分配水资源，引发农户之间、自然村之间、行政村之间等不同行动单位之间的冲突，乡村两级做出处理。

笔者调查了安徽的一位乡镇党委书记，他每天都要到一线处理灌溉纠纷。市县应急局加大了抗旱工作检查力度，市县纪委加强了督查力度，乡村两级无法也再没有空间转移责任，不得不自我加压，力求完成任务不出事。

民兵助力茶农抗旱保收（资料图/华声在线）

对于村民个体而言，是直接的利益相关方。自清明节以来，育秧、打田、插秧、施肥、除草等一路劳作，一年的收成全在于此，自然要拼尽了全力抗旱保丰收。

一位来自湖北宜昌的博主8月13日在社交平台发视频讲述，持续干旱，河里的水越来越少，他的父亲既想多抽一点水，又怕烧坏电动机，只能抽20分钟、停20分钟，已经连续两晚站在电动机旁，“种了40年地的他，似乎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但他仍然奋不顾身地抢救这一切。”

这位博主的父亲是全国2.3亿小农户的代表，在灾害面前，小农户没有退路可选，只有全力以赴用尽个体能力，挽回一点损失算一点。

自然风险与水利社会

自古以来，人类就面临着高温、干旱、火灾、洪涝、虫害、龙卷风等自然灾害的威胁。其中高温、干旱、洪涝等需要人类社会具备相应的水利治理能力。在我国，流传甚广的大禹治水和都江堰、京杭大运河、郑国渠等水利工程，都是历史上我国成功治水的案例。

有西方学者认为，我国的水利灌溉是一个严密的系统，需要强有力的管理、控制和高度的一体化协作才能维系其运行，并且提出了东方水利社会的理论。当然，这种单一因素决定论遭受了众多批评，但是水利灌溉体系确实是塑造社会的一种因素，特别是在旱灾严重时刻，成为社会团结与冲突的动力机制。

虽然我国历史上有众多的成功治水案例，但是直到解放前后都还缺乏应对干旱与洪涝等自然风险的治理能力。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自然灾害破坏力太大，超越了一般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将社会组织起来并非易事，凡是大型水利工程都是举全国之力而为之。历史上的京杭大运河、郑国渠等都是王权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的目的，调集国家力量才得以修成。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动员社会力量，开始治理淮河、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并且于1957年提出，“必须切实贯彻执行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兴修大型工程”方针。

全国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群众性水利建设运动，完成了丹江口水利枢纽、青铜峡水利枢纽、刘家峡水利枢纽、北京密云水库、甘肃刘家峡水利枢纽、葛洲坝水电站等许多重大工程，共修建900多座大中型水库；各级政府积极引导开展中小型水利设施建设；后来全国都将治水和改土相结合，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建设取得很大成绩，农田灌溉面积增加到6.7亿亩。

这些水利工程都是采取了人海战术，总共有数以亿计的劳动力投身到水利建设之中。仅1950年，黄河下游实施大堤加培工程，一年投入的劳力就达20-25万人。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水利建设是一个奇迹，是以人力、畜力等传统方式开展水利建设的顶峰，为国家修建了比较完备的水利体系，解决了几千年以来靠天吃饭的被动历史，人类社会终于可以主动治理自然风险，获得了某种意义上对自然的胜利。

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破土动工。30万劳动大军从四面八方开赴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拉开了荆江治理的大幕。（资料图）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水利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上世纪90年代，在建设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国家意识到水资源的经济资源属性日益凸显，建设了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万家寨等重点工程。

进入新时代以来，三峡工程持续发挥巨大综合效益，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工程先后通水，淮河出山店、西江大藤峡、河湖水系连通、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程等加快建设，进一步完善了江河流域防洪体系，优化了水资源配置格局。

这次高温干旱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恐慌，正是因为这些重点大型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鄱阳湖、洞庭湖等长江中下游水位下降到最低点，但是自8月中旬开始三峡给下游补水近10亿立方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风险。

也就是说，随着现代化深入发展，我国水利体系越来越完善，治理干旱风险的国家能力在不断增强，大型水利设施可以发挥长时段的抗旱功能。只要大江大河以及大型水库仍然有水，国家就有能力将水输送到干旱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