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研究方式——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想要知道某件青铜器的年代，把它和同一时期的出土文物作一对比就可以了。但是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学者还不能使用这种方法，因为他们所研究的青铜器大多数都是收藏品，换句话说，这些青铜器都是盗掘出土、贩卖而来的，它们所有的出土信息都被抹去了，有时甚至连出土地点都不为人知。

另外，虽然从1928年到1937年，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们系统科学地对殷墟进行了发掘，但由于战乱频发，相关的研究成果要直到1956年后才逐步公开发表。因此，考古资料成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青铜器的最大障碍。

不过，转机很快出现了。1963年，华裔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 China）第一版出版，1968年、1977年和1986年各出了第二、三、四版，此书在东亚、欧洲和北美流传很广，被很多大学和研究所用作教科书，影响广泛。张光直在这本书中用英美熟悉的术语，结合很多中国大陆最新的考古成果，完整地论述了中国的青铜时代——夏、商、周三朝。另外，张光直还用英文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青铜器的专题论文。可以说，他给西方的中国青铜器研究带来了信息上的更新换代，并提出了一个青铜器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商代和西周的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本身究竟有没有涵义？”

张光直认为这种纹饰是有含义的，因为很多在祭祀中使用的青铜器上面所刻画的动物纹，是“萨满巫师进入迷幻状态沟通神灵时使用的动物伙伴或坐骑”。但这种观点却与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艺术史流行的观点相左——随着罗樾“五种型式分类法”得到了考古证据的证实，他对商周青铜器纹饰的看法是：“纯粹的装饰……仅仅是一种形式……没有任何文学性的含义”也被广为接受。

张光直在考古现场观察出土陶器

于是，正反双方各自的支持者你来我往，笔战不断。支持张光直的女性汉学家艾兰（Sarah Allan），在自己的《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一书中对罗樾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罗樾所师承的美学理论基础“形式第一性”并不等于承认纹饰的母题是从毫无意义的形象演变而来的，“原始艺术，既不是纯粹的装饰，也不是完全的再现，跟神话一样，它影射现实，但不描绘现实”。她总结道，“（商代青铜器）的装饰是神灵世界的语言”。

而反方的代表罗樾的学生、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教授贝格利也在自己的各种研究中强调青铜器的纹饰更多是一种“视觉效果”，它只能反映出技术上革新，但没有任何社会意义。

其实，诸如此类的学术观点的分歧很常见，相关“论战”一般也只会在小圈子里进行。但随着1995年华裔艺术史学者巫鸿的《中国古代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出版，以及随即而来的贝格利对此书的全盘否定，谁都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会“出圈”，从而引发21世纪初中西方“汉学”中的一场激烈争论。

巫鸿在《纪念碑性》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并不是主要作为生产工具来使用的，而是作为“礼器”，是在“浪费”和“吞并”生产力。正是因为这些人造的器物能够如此“浪费”和“吞并”生产力，它们才得以具有权力，才能够代表政权的确立、乃至种族的延续，才能获得它们的纪念碑性。

这种观点在贝格利看来必然是完全错误的，他坚持艺术史必须排除形式以外因素的过多探索，因此他在《哈佛东亚评论》第58卷第1期中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书评，将巫鸿《纪念碑性》贬得一文不值。而在这篇书评中，除了就青铜器纹饰是否具有社会意义之外，贝格利还提出了另两个批评：第一，像巫鸿这样的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者过多地参考了传世文献，而这种对传世文献的过度依赖与科学考古的精神是相违背的；第二，巫鸿没有强调早期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他在论述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中编造了一种虚假的“中国性”。

巫鸿随即在《亚洲艺术档案》上发文回应贝格利的批评，其后，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注意到了贝格利书评中反映出的西方汉学的沙文主义倾向，于是组织了几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学术》2000年第2期上，其中包括巫鸿《纪念碑性》一书的综述、贝格利书评的中译版、巫鸿回应的中译版，此外还有美国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以及李零本人对此的评论。

这个讨论甚至延续到第二年，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田晓菲的题为“三岔口——身份、立场和巴比伦的惩罚”一文刊登在2001年第2期的《中国学术》上，她认为贝格利对巫鸿的种种“误读”，实际上反映了两人自我文化认同的差异。至此之后，中文媒体仍然不时出现相关的讨论，但讨论的方向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畴。

2004年，罗泰（中）在湖北博物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于2006年出版的著作《宗子维城》算是回归了这一争论直接相关的学术问题。他的论点是对争论双方“兼容并包”：一方面，从此书的副标题“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上可以看出作者极为强调考古材料在其论据中的重要性，同贝格利一样，罗泰对“中国考古学家直到今天仍然为千年以来的文献学及金石学的传统所羁绊”而无法做出科学公正的研究表示担忧；另一方面，他认为青铜器纹饰的涵义经历了从有到无的变化过程，“在我看来，无论这些商代的动物纹曾经有何宗教涵义，它们到西周转变成纯装饰的时候，其最初的宗教涵义肯定变淡了”，但这种变化也蕴含了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一变化意味着这些青铜容器背后的思想观念和它们的礼仪用法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也许是罗泰“折中”的立场，让他的著作在中西学术界都得到了一定的认可，也开始有越来越多西方专家开始对中国青铜器纹饰进行“形式”以外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本汉开创的青铜器风格分类研究法的式微。

随着计算机科学的普及，是否可以对中国青铜器的装饰母题进行界定、区分，进而按照年代顺序建立一个完整的排列体系呢？这是俄裔法国艺术史学家瓦迪姆·叶利塞耶夫（Vadime Elisseeff）的构想，他甚至设计出一个程序，可以将所有已知的青铜器分类归档。这种想要将中国千变万化的青铜器一举囊括的想法显然是行不通的。